明孝陵甬道上,那块清代石碑还立着。

碑上四个字:“治隆唐宋”。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给朱元璋写下这四个字的人,不是明朝遗民,而是康熙皇帝。一个取代明朝的清朝皇帝,却在明太祖陵前,把评价抬到了唐宋之上。

这块碑摆在那里,像一个反常的提醒:今天很多人喜欢明朝,并不完全是被短视频带起来的情绪。

它背后有一条更长的线。

很长一段时间里,明朝的脸色并不好看。

翻开旧式叙述,明朝常常和几个词绑在一起:皇权专断、宦官擅权、锦衣卫、东厂、西厂、党争、矿税、民变。朱元璋废丞相,明成祖以后内阁与司礼监相互牵连,万历后期朝局拖沓,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

这一串东西摆出来,明朝像一个沉闷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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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阴影太重。很多人回头找原因,一路往前推,推到明清时期,就把“闭关”“停滞”“保守”都压在这几百年头上。

明朝也跟着一起背锅。

可这口锅,后来被人一点点掀开了。

书桌上摊开一张《坤舆万国全图》,纸面上密密麻麻写着地名。利玛窦把欧洲地理知识带进中国时,明朝士大夫不是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也不是完全拒绝外来的知识。

这不是很多人想象里的“铁桶”。

明代中后期的中国,市镇、手工业、商帮、海外贸易都在生长。瓷器、丝绸、茶叶从沿海出去,白银从日本、美洲辗转进来。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一个以白银结算为纽带的世界市场正在形成,中国是其中极重要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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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进来了。

这一下,很多旧印象松动了。

过去说晚明只剩腐朽,后来人们看到江南市镇的灯火、景德镇窑火、松江棉布、徽商账簿、山西票号以前的商路影子。过去说中国在十四世纪以后就彻底落后,后来“大分流”的讨论又把时间往后推:欧洲真正甩开东亚,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事。

明朝当然不是现代国家。

可它也不是一具早早僵死的“木乃伊”。

这就是第一层原因:旧叙述太硬,新研究把裂缝照出来了。

读者忽然发现,明朝不是只有黑暗政治,还有商品经济、全球贸易、科学译介、制度重组、社会流动。一个原来被压扁的朝代,重新有了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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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原因,更直接。

明朝是最后一个由汉族为主建立的传统大一统王朝

这句话一出来,情绪就不一样了。

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这个从淮西走出来的人,面对的不是简单改朝换代,而是元明鼎革以后,怎样重新安排礼制、衣冠、学校、科举和国家认同。

明初有很强的“再造华夏”意味。

朝廷推崇朱子学,重建礼乐制度,调整衣冠服饰,强调“复中国古先帝王之政”。这些动作放在当时,不只是好看不好看的礼仪,而是在告诉天下:旧秩序换了,新王朝要把人心重新拢回来。

可这里也不能说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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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并不是只靠排斥来治理天下。来归的蒙古、色目人,有的编入卫所,有的安置地方,有的继续任用。明初政治里既有华夏正统的重塑,也有多族群纳入国家秩序的安排。

这层复杂性,恰恰让明朝更容易被今天的人重新讨论。

它不是单一标签。

第三层原因,藏在科举考卷里。

礼部考场上,一个寒门士子拿着卷子进去。考中以后,名字登上录册,家族的门楣从此变了。明代科举当然有地域差异,也有家族积累,不是穷人随便一考就能翻身。

但何炳棣研究明清社会流动时,确实把科举制度下的上升通道摆到了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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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实录里那句话很硬:“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

这句话为什么有杀伤力?

因为它击中了很多普通人的想象。一个王朝如果只剩贵族门第,后人很难共情;可一个王朝的制度里,仍给读书人留出向上走的缝隙,它就容易被后来人投射进自己的期待。

明朝的吸引力,不只在皇帝和战争,也在那些县学、书院、考棚和题名录里。

第四层原因,是清朝口碑的反向作用。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爆发的。往后,割地、赔款、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一件接一件压下来。晚清面对的是工业化世界的冲击,这个局面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皇帝、某一个族群,也不能把复杂历史压缩成一句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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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众记忆不会那么冷静。

一想到近代屈辱,很多人会本能地把目光投向清朝后期。清朝后期的沉重,反过来托高了明朝的情绪位置。

于是明朝成了一个“如果没有后来”的想象空间。

这不完全是史学。

这是情绪。

短视频和论坛又把这种情绪放大了。一个UP主讲朱棣北征,一个博主讲郑和下西洋,一个帖子讲晚明白银,一个弹幕刷起“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几分钟里,复杂历史被剪成了清晰爽点。

爽点传播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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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爽点。

当越来越多人去翻《明史》、看《明实录》、读《万历十五年》《明清社会史论》《大分流》,他们会慢慢发现:明朝既有强悍的一面,也有沉重的一面;既有制度活力,也有财政困局;既有海贸白银,也有基层负担;既有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也有党争和权力失衡。

喜欢明朝的人变多,不等于明朝突然完美了。

只是过去那张脸谱,太粗了。

明孝陵前,游客走过石碑,手机镜头对准“治隆唐宋”四个字。石头不说话,朱元璋也早已沉入陵寝深处。

可那四个字还在阳光里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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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五、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