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一架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坐着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代表之一黄绍竑望着窗外逐渐远去的都城，内心百感交集。此行目的地是北平，他是桂系三巨头中唯一一个被李宗仁派去和谈的人。
临行前，白崇禧坚决反对他去，认定他会“替共产党说话”。黄绍竑对同机的邵力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德邻让我来，健生不让我来。我来了，和他们恐怕就再难回头了。”
新桂系“三巨头”格局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动荡乱世权力整合的结果。
旧桂系陆荣廷败亡后，广西四分五裂，李宗仁率部驻玉林，黄绍竑与白崇禧则在梧州一带活动。1923年，黄绍竑主动向李宗仁靠拢，两部合并为“定桂讨贼联军”，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白崇禧任参谋长。
这是新桂系的雏形，也奠定了三人的基本分工：李宗仁掌全局，白崇禧主军事，黄绍竑管政治外交。三人性格各异，裂痕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白崇禧素以聪明自负，看不起黄绍竑“圆滑多变”的政治手腕。他曾当面对李宗仁说：“季宽做事，太活，不如你我踏实。”李宗仁不置可否，但黄绍竑听闻此事后，只在日记中写下“健生多疑，不识大体”八个字，二人心结由此而生。
三人关系第一次发生裂痕，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
开战前，黄绍竑就坚决反对与蒋介石全面开战，主张在广西搞建设、积蓄力量。李宗仁和白崇禧却一心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倒蒋，力主倾巢而出。黄绍竑勉强从命，率部出征，结果衡阳一役，桂军后路被粤军截断，张发奎部损失惨重，全线动摇。
败讯传回，白崇禧暴怒，当着李宗仁的面指着黄绍竑大骂：“都是你畏首畏尾，贻误戎机，此败你难辞其咎！”李宗仁虽然没说什么，但也没有阻止白崇禧的发难。
黄绍竑心寒至极，当即通电辞去一切职务，脱离军界，去了香港。他在后来的《五十回忆》中追述此事，语气沉重：“健生素来自负，凡有挫折，必责之于人。德邻明知非我一人之过，却缄默不发一言。我始知所谓兄弟情谊，不过如此。”
从这一刻起，黄绍竑就已经做出了判断：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军阀，而他不愿再做军阀。
此后，黄绍竑与李、白分道扬镳，但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一刀两断，而是经历了一个微妙而痛苦的转向过程。
1930年冬，黄绍竑离开香港北上后，他做出一个让李、白震怒的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招揽。
蒋介石对桂系三巨头素来忌惮，但对黄绍竑的“脱离”却另眼相看，认为可以借机分化对手。1931年初，黄绍竑应蒋之邀到了南京，虽然没有立即接受实职，但态度已经明确——他愿意与南京合作。这个消息传到广西，白崇禧破口大骂，说黄绍竑“忘恩负义，投靠仇敌”。李宗仁则相对克制，在给黄绍竑的私人信函中只说了一句“人各有志，好自为之”，但此后两人也断了直接联系。
接下来的几年里，黄绍竑作为“反正”的桂系大员，在蒋介石政府中步步高升，先后出任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他主政浙江时修公路、整财政，颇著政声；在湖北任上主持堤防修建，也收获口碑。他有意远离军事，专心做一个“技术型官僚”，这种姿态也减少了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黄绍竑与新桂系李、白形成的这种裂痕一直持续到1936年，才因时局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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