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柳条边外第一关》
若不是东关街道出这本书，我与那个纸坊的故事一定会烂在心里，带进坟墓的——窗户纸的时代结束多年了，可它在史册上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东北三大怪中“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养护孩子吊起来”，这三大怪中“窗户纸糊在外”是头一怪。还有民俗语言中的“......就是一张窗户纸儿”等等。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三年级时得过一张油印窗户纸的奖状呢!
窗户纸统治窗户两千多年--它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还是时而怀恋它!
没有其它理由解释清楚这件事，只能用“缘份”两个字，我与那个纸坊有缘份。
事到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件事儿。起码三十年前吧，我在文化局工作。那时的文化局业务股管理着乡下各公社的文化站工作。一次文化站长上来开会时，东关屯公社的文化站方站长，提到了他们公社的孙白窝堡大队的造纸厂的事。记得当时我心头一震，一个小小的农村大队怎么还有个造纸厂呢?后来他也没有细说造纸厂的事儿，我也没有问下去，只是想当然猜测是生产卫生纸的。
现在想起“那个造纸厂是造卫生纸”的事都觉得好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业余爱好不知怎么的一下子转到了收集民俗物品上了，一发不可收拾，梦想着未来能自己办一个民俗物品展览馆(好端端 一台新的重庆八O摩托，跑了几年就干坏了)。在那段着魔的日子里，我想到了窗户纸，但压根儿也没有往当年方站长说的那个孙白大队的造纸厂身上想，还是一门心思地四处寻找，始终也没有找到窗户纸。2010年左右吧，杏子成熟时节，我再一次想起了“孙白造纸厂”，那时的我想到了它是不是也造窗户纸?就这样，带着一种期盼，骑上摩托车边走边打听去了孙白。几经周折，终于在村东距出街还有几户人家的院落找到了那个“纸厂厂长”家。这儿院落很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样式的三间口袋式土房，明显落后于左邻右舍的房子。当时心头掠过一丝莫名的酸楚——站在大门前向院子里张望。这时，一位头发花白，久久没理发的老式分头的头型，脸色枯槁的让人联想“古怪”的老人从房门里出来，迟疑地站在那。我向他打招呼问“您是不是原来纸厂厂长白玉宽”时，他边说“是”边嘴里叨咕着什么，我们相向而行。进屋坐定，看到老人家对我这个陌生人还是心存警觉，我自报家门，并在我随身带的白纸板卡片上写上我的名字和手机号码递给他，还让打通我的手机。解除了老人的顾虑后，我便对他说:您是当年的纸厂厂长，手头应该有窗户纸吧?老人当即回答:哪儿还有哇，谁也不糊窗户啦，谁留它干啥呀!我又问:你知道别人的手里有吗?老人直接回答:这么多年了，谁也不能留，留它有啥用啊?谁家也不可能有。我心里凉了......
"你找我干啥?是县里还想恢复纸厂吗?”老人一句话把我说懵了，但转念一想，可能是老人家心底里常怀恢复纸厂的梦想吧，所以突出此言。我顺势问:“恢复纸厂，还有可能吗?”老人家挺有底气的回答:“行，咋不行呢?我现在抄纸还是行。”说罢，老人有点激动地下了地，指着北窗台下一长条大磨刀石并用脚一踢说:“它就是那时候磨剁麻头子斧子的磨石”，接着把西山墙下的老板柜的柜盖儿掀开，像是什么家中祖传宝贝似的拿出一把大刷子，沾沾自喜地说是“马鬃的”，还用手抚抚那刷子后，把刷子递到我手上让我试试，说是这把刷子是“贴纸用的，老好使啦”。老人仍在激动中，他带我走出屋子，在西耳房内悬挂的帘子上拿下了粘满灰尘的抄纸用的竹帘子，展开放在地上给我看，并说他当初抄纸最匀最多，一天能抄三百张纸。老人仍在兴奋之中。他又带我到了东山墙下看斜倚着墙的几片很大的长方形青石，厚度十公分左右，说是抄纸的池子用的。当我们回到屋子重新坐下后，老人家让十四五岁的智障孙子去屋后杏树上打了些杏子拿到屋子给我吃。我吃着杏子，老人还是讲着纸厂的事情。他说碾苋麻的碾砣子还在，在东街头的路边扔着呢，那轧苋麻的碾盘还在东院的那个井边......后来他带着我去看了邻居家园子里种着花生的地里那口当初洗麻的井时，女主人也问我是不是重建纸厂的事儿。井沿边那半圆的凹槽石就是老人家说的碾盘，那凹槽正好是那碾砣在中间滚动的空间，它让我想起了巴林左旗博物馆馆舍后院的古代石碾:一圈的凹槽碾盘，圆心的柱连着半径的木杆——杆头固定着像立着的磨盘。
碾砣
白玉宽老人家送我出他家时，几次说“有空儿来串门”，还有一句“要是有人投资再建纸厂，我能给他建!”老人家说这话是认真的。这次出来没有寻找到窗户纸，本该心里失望，但因知道了原来的纸厂和假如“有人投资，老人家还能重建纸厂”的事儿，心里光想着“重建纸厂”的事儿，而把窗户纸的事儿说不上挤哪国去了!乃至回到家后的几天内，脑子里总是想着老人家那句“要是有人投资再建纸厂，我能给他建”的话，还异想天开地想趁原来纸厂的人还在，在大辽一条街内建一个窗户纸的造纸作坊，将造窗户纸的过程表演给游客看——成为一个旅游项目......时间一久，这一念头也就渐渐地淡忘了。
也是我与这个造纸作坊有缘吧，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孙白造窗户纸的作坊写进书里——我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写这个造纸厂的。于是，怀揣着那个纸厂什么时候建立的、谁建立的及纸厂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还有能否有可能让它"重生"的浪漫想法，我再一次走进孙白村。
孙白村的闻家是老户又是大户人家，最早先开纸坊的就是闻家。打听村里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是闻毕建立起来的，但谁也说不明白是那个“必”还是这个“毕”，或是其它的什么“B”。我带着许多许多个问号，找到了闻毕的四弟闻忠老先生。老先生今年94岁，生活自理，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语言表达能力正常，现在每天晚上在孝顺的儿女陪伴下玩几圈麻将牌。老人家精神头十足，与我交谈总是满脸堆笑。我对坐在沙发上的老人家说，麻烦他老人家打听一下过去他们闻家纸厂的事儿。老人笑呵呵地看着我，先是纠正我:“不叫纸厂，叫纸坊”，接下来又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有用——我乐都乐不过来呢!这叫啥麻烦。”他说听父亲说闻家最早是从关里逃荒过来的，过来就在孙白这地方扎了根，到了他这儿，也不知道多少辈了，他爸爸也说不知道多少辈子了。他们家哥五个，闻毕(我在白纸板卡片上写“闻毕”“闻必”让老人认，他确认是“闻毕”)老大，他老四。闻毕23岁前的几年里，跟随父亲还有二哥到法库的叔伯姐姐的冯家纸坊干活(在法库有好几家纸坊，不光是冯家有纸坊)。据闻忠老人讲，大哥闻毕聪明能干能张罗事情，比父亲强。大哥闻毕在干了几年后的23岁时，不去法库纸坊干活儿了，在孙白带领家人干起了纸坊，当时是“五个苋”(五个抄纸的池子)。闻忠比大哥闻毕小二十岁，按时间前推，闻毕的纸坊大约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1930年。老人家还对我讲造纸的经过:造窗户纸的原料是苋麻的麻绳头子(基本是畜力车用的绳套下来的)，得到各地去收(我问“为什么不用好苋麻?”回答是“用不起”)，回来用斧子在木墩上将麻绳剁碎约一厘米长，然后上类似药碾子但是圆圈的带凹槽的直径约五米的圆环碾盘碾轧，这道程序是轧九遍洗九遍(每次洗时，就是把碾后的碎麻放入水池子里，洗工拿着专用的头是三棱锥状的像梭标的工具在水池里将碎麻扎来扎去)，将碎麻洗白为标准;纸浆是到印刷厂收的“纸毛子”(印刷材料时，印刷纸张下来的边角废料)，也是在碾子上碾成粉末后——将洗好的碎麻和碎纸粉末按比例放入抄纸池子里，打线工开始打线。打线这道工序有趣儿，竟然有打线歌，歌诀是:“一来二来叫三四，叫四五二六，叫七叫八叫一十;一来二来叫三四，叫四五二六，叫七叫八叫二十;一来二来叫三四，叫四五二六，叫七叫八叫三十......一来二来叫三四，叫四五二六，叫七叫八叫一百;一来二来叫三四，叫四五二六，叫七叫八退九十，一来二来叫三四，叫四五二六，叫七叫八退八十......”打线是个累活，一个节奏地打，按老人家说“打线是晚上打，一次打一千，共打三次。次日白天纸儿匠抄纸，当时的纸儿匠有刘生、赵振鹏、闻信”。纸儿匠一个人一天抄三百张纸。抄纸的帘子是竹条的，竹条是用马尾儿系的。老人解释说必须是马尾儿系的，别的线什么的粘纸，就是马尾儿的不粘纸(老人说的抄纸的帘子，就是文章上面说的白玉宽让我看的那种帘子)。抄纸是最需要技术的活儿，抄的纸要匀，一般儿厚;抄好的纸一张张地摞放在方木板上，够厚了，端到人力“杠杆”压挤，将多余的水分挤出来。我插话问，压挤后的那摞纸有没有可能粘合在一起?回答是不会的。晾纸也是技术活儿，将压得佯干的纸一张张地用马鬓大刷子“刷一刷”几下子把纸贴在晾纸的专用墙上，贴在墙上的纸不许有褶皱。这墙冬天是火墙，墙顶有镇子，雨天时上方有帘子遮拦。老人还自豪地说，他干过推销采购，全国哪儿都到过。这个闻毕建立的“纸坊”在1947年土地改革时按当时的政策被“分了”。当本次采访结束时，临走，我附带问了老人家“您老身体这么健康，假如让您指导着再建个纸坊，能行吗?”老人爽快回答:“行啊!”我又问“多长时间能建成?”“那些东西还在"，老人想了想叨咕着，然后胸有成竹:“一个多月吧!”接下来老人家又问“建纸坊，现在到哪儿去卖(窗户纸)呀?”我回答他“表演给游客看呐——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呐!”老人家笑了，说“那行。你就张罗吧!”老人说这话时，像一下子变成了有朝气的年青人!咳，我心里叹息道:我哪里有那个能力呀?!
闻毕建立的纸坊，在土地改革时被分掉了。分掉纸坊财产的也是本村的闻氏家族穷人家。我曾采访他们家的知情人士。他告诉我说，当时他们家二十九口人一居过，纸坊分给他们家后也做了生产纸的营生。到了五七年公私合营，纸坊成了造纸社，五八年，张兴代表县里来接收了，归县里造纸厂的一个车间。
从闻毕纸坊到另一个贫农的闻家纸坊，再由这个贫农闻家的纸坊到造纸社、再到归造纸厂的一个车间，只是属性在变、人员在流动，那些纸坊的碾子什么的还是没动——仍在孙白。上个世纪的六几年吧，现在的“孙白村”叫“孙白大队”，又开始把纸坊恢复起来，不过那时叫“纸厂”了，厂里的工人挣工分，窗户纸卖到八分钱。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解体，这时的纸厂命运似乎结束了——没有!那个前面提到的白玉宽老人用一间半房子的代价，获得了纸厂的财产，上个世纪的八六年吧，“白玉宽的纸厂”才黄了......
路旁的石碾、花生地里的井和碾盘等等等等，都见证着纸厂的过往——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我时常在想，几千年的窗户纸的生产工艺应该纳入“非遗”项目，中国文化怎么能没有“窗户纸”那一页呢?不应该吧!
最后我向您披露一件事儿:康平博物馆内民俗部分的那三间房的窗户纸，就是孙白纸厂的纸——它将永远记载那个纸坊的故事!
作者简介:尹喜军，男，辽宁康平县人。退休前任康平县图书馆副馆长。现任康平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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