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1岁的郭庆余当选邯郸市市长。他没有高学历，16岁参加革命，从一名抗日游击队员一步步走上市长的岗位。但他让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方向，让老百姓在衣食住行之间感到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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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余是河北省临西县郭村人，1921年1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1939年，18岁的他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日军铁蹄踏遍华北，冀南平原烽火连天。他拿起枪，当了临清县六区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

此后的岁月里，他从游击队员到区长，从敌工站干事到土改工作组组长，一步一个脚印。1948年，他担任中共临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二十岁出头就当区长、带队伍的经历，让他身上始终带着一股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的劲儿。

新中国成立后，郭庆余来到邯郸。从邯郸专区企业公司生产科长到建筑公司副经理，从市计委副主任到市委基建部部长兼市建委主任，他一步步熟悉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1964年，他出任邯郸市副市长。

那时候的邯郸，刚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不久，城市规模不大，工业基础薄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郭庆余心里清楚——城市要发展，人得先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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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郭庆余接手了一件很多人不愿意碰的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那一年的9月8日，邯郸市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郭庆余任组长。他成了新中国邯郸历史上主管知青工作的首任领导。

从1964年到1965年，邯郸早期知青上山下乡比较集中的两年里，累计安置到市郊区和峰峰矿区以及磁县、曲周等县区农村安家落户的知青1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前，邯郸全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共计2000人。

有人觉得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送孩子下乡，家长有情绪，基层有压力，出了事还得兜着。郭庆余不这么看。他骑着自行车，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跑，实地察看安置点的住房、口粮、劳动条件。他要求每个知青点必须有专人负责，生活上有人管、思想上有人帮。

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汽车，他就靠两条腿、一辆自行车，把邯郸周边的安置点跑了个遍。有老知青后来回忆，郭市长到村里从来不坐办公室听汇报，直接往知青宿舍里钻，摸摸被子厚不厚，看看锅里有没有热饭。他话不多，就是一句：“娃娃们离家不容易，别让他们受委屈。”

那些年下乡的知青，很多人后来返城、工作、成家，不一定记得郭庆余的名字，但他们记得——那个年代，有人把他们当自家孩子一样惦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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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余做的事，桩桩件件都不大，但都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1982年，他当选邯郸市市长。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他主持城市建设，抓基础设施，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1982年11月，邯郸市供水工程通水，峰峰矿区羊角铺水源通过40公里的输水管道向邯郸市供水。从此，邯郸人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同年7到8月，邯郸地区连降大雨，解除了持续五年的严重干旱，但又造成洪涝灾害。郭庆余第一时间赶到灾区，蹚着齐腰深的洪水转移群众。他站在水里指挥救援的样子，让在场的干部群众都红了眼眶。有人说：“市长，您回去吧，这里危险。”他头也不回：“老百姓都没走，我走什么？”

还有一件事，让邯郸的文化界人士记了一辈子。

桑振君是豫剧大师，当年从河南回到邯郸后，一直不肯收徒。郭庆余认准了一个理：名师出高徒。他亲自出马，非要桑振君收下两个徒弟——市春燕剧团的苗文华和郭英丽。桑振君婉拒了两次。1990年，郭庆余不再找人捎话，直接带着两个姑娘登门。一进屋就开门见山：“桑老师，看在我这老面子上，今天就把这两个孩子收下吧！”

桑振君看着两个姑娘渴望的眼神，心软了。郭庆余怕再生变故，当场就定下了拜师的时间、仪式，通知宣传部和文化局做准备。就这样，苗文华和郭英丽成了桑振君在河北的两个关门弟子。

一个市长，为两个戏曲演员的拜师亲自登门、三顾茅庐。有人不理解：一个市长管这种事干什么？郭庆余的回答很简单——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戏曲是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根扎不下去，城就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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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大师桑振君

郭庆余被称为“平民市长”，不是因为他官当得大，是因为他跟老百姓近。

他的革命生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从抗日游击队员到市长，他经历过战火，也经历过建设。但他身上始终没有官气。据《邯郸市大事记》记载，他长期主政邯郸地、市工作，在市民百姓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

他做事有个习惯——不坐在办公室里等汇报，自己跑下去看。看知青安置点，他骑自行车；看洪水灾情，他蹚水；看城市建设，他步行。有人说他“不像个市长”，他听了嘿嘿一笑：“市长该什么样？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那叫官老爷，不叫市长。”

郭庆余自己说过一段话：干部是干什么的？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事办好了，老百姓叫你一声“市长”；事办砸了，人家背后骂你八辈祖宗。这话说得糙，但理不糙。

即便在特殊时期，他仍坚守做人的本分。他担任过农村四清工作团党委书记、政委，也曾在唐山、邯郸等地辗转任职。无论岗位怎么变，他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前头。

1988年4月，郭庆余离职休养。1998年4月16日，他在邯郸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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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旅馆

消息传开，许多老邯郸人自发地念叨起他来。没有隆重的悼念仪式，只是在饭桌上、在闲聊中、在走过那些老街道的时候，偶尔提起——当年有个市长，让知青娃娃们没受委屈，让邯郸人喝上了自来水，让豫剧在邯郸扎下了根。

他走之后，邯郸的城市面貌早已换了模样。当年的知青点变成了高楼小区，当年的供水管道早已更新换代，当年那两个拜师的姑娘成了豫剧名家。年轻一代的邯郸人，很多人已经不知道“郭庆余”这个名字了。

但有些东西还在。

那些年安置的2000名知青，后来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那条40公里的供水管道，让邯郸人告别了挑水吃的日子；苗文华和郭英丽后来成了豫剧舞台上的台柱子，把桑派艺术发扬光大。

还有那个骑自行车跑安置点的副市长，那个蹚洪水救人的市长，那个为两个戏曲演员三顾茅庐的老人。他留给邯郸的，不只是几条路、几座楼，还有一种做事的办法、一种待人的温度。

他没有给自己立碑，但那40公里的供水管替他立着；他没有给自己塑像，但那2000名知青的记忆替他立着；那些年过花甲的邯郸人，在茶余饭后提起他时，替他立着。

郭庆余走了，但那个18岁扛枪打鬼子、61岁当市长、77岁离世的老革命还在邯郸人的记忆里。在那些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的日子里，在那些豫剧唱腔响起的夜晚里，在这座城市日复一日升起的烟火气中。

人走了，水通着，戏唱着，这份实诚劲儿，留在了邯郸城的筋骨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