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书群 司宇亮 辛敏
听我父亲韩德清说，他在山东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组织，白天干活，晚上打日本人。后来有一次腿上受了枪伤，被抓住送到东北煤矿挖煤。
1948年东北解放，他参加了解放军，跟着部队进了新疆。
他到和田是坐车来的，当时十五团分了两路，一部分穿越沙漠，一部分坐汽车押运军需物资。
他先到喀什，后来想回老家，可那时候不让随便走。
记不清是1952年还是1953年，他在农一师招待所住着，听一个只有一条腿的老兵说四十七团来了一批山东女兵，说这里多好，他一激动就打了报告调到四十七团，在二连一直干到退休。他个子高，别人都叫他“韩大个子”。
我十来岁的时候，听见有人说我是“二转子”，心里受不了，回家就跟父亲吵架：“你为啥找个维吾尔族人，让别人笑话我们？”父亲没吭声。
那时候换新老师，也会有同学说谁谁是“二转子”。我听着心里很不舒服，可又不知道往哪里说。
我们家四个孩子，后来找的对象全是汉族，而且都是山东人。我的公婆不喜欢我，也说过我是“二转子”。我尽量少说话，不惹他们不快。
我丈夫对我不错。他父亲也是十五团的老兵，穿沙漠到和田的。我在四十七团的朋友多，汉族的维吾尔族的都有，有的专门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我母亲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在二连的时候，谁家吵架了、过不下去了，她就去劝。不论哪个民族的人都喜欢她，大家一说起老韩的媳妇，都说好。她从不跟人争什么。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不让随便拿人东西。我哥刚毕业那年去连队偷了个桃子，父亲骂了他一顿，直接把桃子扔了出去。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这个规矩。父亲没上过学，让我们好好学，我们也没听进去。
那时候有政策，父亲离休回山东可以带一个孩子，他带走了我大哥。我妹妹是待业青年，也带走了。
小哥哥看他们走了也想走，上完中专在和田工作，山东那边出了个父亲回老家没人照顾的证明，把他调回去了。
我不愿意走，因为在这生活了五十多年，觉得挺好的。现在想想，那时候花了那么大工夫回山东，现在又有人回来了——我二哥的孩子在和田当了五年兵，复员后考了公务员，现在驻村。
我大哥的儿子在天津上大学，听说喀什挺好，也说毕业了想回来。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我父亲没回山东之前，王震和王恩茂都来看过他。照片都带回老家了。
那年父亲翻车受伤后瘦了，留着大胡子，一般人看他就像维吾尔族人。父母合影现在放在老兵纪念馆里。那时候母亲特别漂亮。
我们四个孩子没有民族服装。母亲平时在家就取掉头巾，出门才围上。
我侄子一回来就让她取掉：“现在都不让围头巾，你围这个不是给我找事吗？”母亲说：“我老了，习惯了，这里风沙大。”
我侄子说他是做妇女工作的，奶奶还围着头巾，说不过去。我后来给母亲买了顶帽子。
我们家大门外贴着对联。有一次，一个维吾尔族小伙看母亲年纪大提着东西，帮她提过来，一看对联以为她走错了门。母亲说这就是我家。
他说：“你不是维吾尔族吗？怎么贴对联？”母亲笑着说孩子贴的，我们跟着过春节，古尔邦节也过，也包饺子。
母亲养育我们四个很辛苦。父亲赶马车，出门就是几天，家里全靠母亲。她白天干活，晚上缝补到半夜。衣服鞋都是她自己做。
父亲赶车能买到花布，母亲做成衣服都拿出去卖了补贴家用，我们小时候从来没穿过花裙子。
母亲会说维吾尔语也会说汉语，可我们四个孩子都不会说维吾尔语。
萨伊普汗·图迪
因为小时候受歧视，就不愿意学。父亲能说几句维吾尔语，能跟人交流。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回过几次山东老家，待不惯，说山东太冷。父亲的家族倒是欢迎她，都来看她。
她从那回来以后，再也没有说要回去的话了。她好像慢慢地也知道了，那个被叫做“二转子”的地方，才是她真正待得住的地方。
而我们也慢慢明白了，那些年受过的白眼和别扭，不是因为我们不对，是因为别人还没学会怎么跟不一样的人做邻居。我们改不了别人的想法，可我们可以不照着那些想法活。至少在这个家里，母亲的头巾和门口的对联，是同一个地方。
人物介绍：
老兵韩德清的大女儿韩秀英 （1964年2月—），女，汉族，山东阳信人，1980 年 1 月在四十七团二连参加工作，2014 年 3 月退休，退休前为四十七团二连职工。 韩德清 （1921年5月—1998年），男，汉族，山东阳信人，1948年 9 月参加革命，在解放军独立团一营二连任副班长，1954 年调到十五团八连 （战士），转业后为四十七团二连职工，1981年2月光荣离休。 萨伊普汗·图迪 （1941年5月—），女，维吾尔族，新疆墨玉县人，1960年参加工作，与老兵韩德清结婚，1990年退休，退休前为四十七团职工。
【编者后记】
这篇文章里有一个画面让我想了很多遍——一个维吾尔族小伙看到母亲提着东西，帮她提回家，到了门口看见对联，以为她走错了门。
母亲说这就是我家。
他说：“你不是维吾尔族吗？怎么贴对联？”
母亲说：“孩子贴的，我们跟着过节。”
这个画面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它发生得太平常了。
一个母亲，提着东西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顺手帮了她一把，然后一抬头，看见了两种文化在同一个小门上碰了头。
那个维吾尔族小伙的诧异不是恶意，他只是还没见过这样自然的事。
那代人的婚姻，大多不是两个人走到一起，是两个家庭、两种背景、两段历史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
父亲是山东老兵，穿越沙漠来到和田；母亲是当地维吾尔族女人，嫁给他之后，跟着过汉族人的节，包饺子、贴对联，可也没丢下自己的古尔邦节。
母亲的头巾和门上的对联，是同一个家的同一个门。她从来没觉得自己需要选择，她只是过日子。
可就是这种“不选择”，让那些想把她归到某一类的人，不知道该怎么摆放她。
四个孩子后来找的对象全是汉族，而且都是山东人。不是不愿意跟不同民族的人结婚，是小时候受过的那些白眼，让他们学会了保护自己。
可侄子又回来了，在和田当了兵，考了公务员，驻村，做的是让妇女取掉头巾的工作。
他在奶奶面前也说过同样的话。姑姑只好给奶奶买了顶帽子代替。
这一刻让我心里有点发堵：奶奶的头巾是她在风沙里戴了一辈子的东西，不是为了任何主义，只是因为风大。而政策已经走到让下一代人替上一代人解开头巾了。
母亲用她的方式告诉他们：活法不止一种，也没有一种活法需要被改造成另一种。
门上的对联和她头上的头巾，不是矛盾的，是同一个地方。那些还没学会跟不一样的人做邻居的人，最终也会发现，对联和头巾本来就不该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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