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22日上午，安徽利辛县医院的手术台上，一个32岁的庄稼汉永远闭上了眼睛。
他叫丁作明，是纪王场乡路营村的普通农民。
送他来的村民们攥着拳头，有人当场就哭出了声。
仅仅因为帮全村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这个读过高中、平时帮乡亲们写对联算账的老实人，会在派出所的黑屋里被活活打死。
一个普通农民的死，凭什么能在26天内惊动中央最高决策层？为什么这桩发生在皖北小村庄的命案，会直接撬动覆盖全国九亿农民的减负政策？
1992年年底，皖北平原刚经历过1991年的特大洪灾，路营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
算下来全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400块钱，可村里乡里收上来的各种费用，摊到每个人头上居然有103块1毛7。
按这个标准算，每个人最多交20块钱就够了，实际收的钱超了五倍还多。
收费的名目更是多到数不清，除了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些常规项目，还有建校钱、修路钱、民兵训练钱、计划生育钱、优抚钱，连村干部办公买张纸的钱，都要从农民口袋里掏。
全村人心里都憋着气，可没人敢站出来说话。
那时候在农村，跟村干部对着干没什么好果子吃，大家都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愿得罪上面的人。
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国务院规定整理成大白话，挨家挨户念给乡亲们听。
他跟大伙说，中央说了收提留不能超过5%，咱们这明显超了，得去乡里讨个说法。
一开始还有人劝他别惹事，可丁作明认准了理，八户村民凑了八角一块的路费，在农历正月十八的夜里，悄悄把八个村民代表送出了村。
他们先到乡里，乡党委书记李坤富看了他们递上去的账单，亲口承认是多收了，说两天后给答复。
两天过去没动静，他们又跑到县里，县委办公室的汪主任接待了他们，答应很快安排清账小组查账。
消息传回村里，村支书董应福在干部会上当场发了火，说有人要清他的账还要扒他的房，他看谁敢，除非不要命了。
查账的通知很快就到了乡里，这可动了一些人的蛋糕。
副村长丁言乐的老婆管计划生育，两口子平时没少在提留款和罚款上做手脚。
农历正月二十这天，丁言乐故意找碴跟丁作明吵架，作势要往上扑，丁作明侧身一让，他自己一头栽进了旁边的庄稼地。
就这么点事，丁言乐当天下午六次上门找事，后来干脆住进了乡医院。
他老婆跑到乡里告状，说丁言乐因为抓计划生育认真被打了。
乡长康子昌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本来就对查账的事一肚子火，当即指示派出所严肃处理。
丁作明是自己坦坦荡荡走进派出所的，他觉得自己没打人，更没犯法，说清楚就没事了。
副所长彭志中开门见山就让他出丁言乐的医药费，丁作明当场拒绝，说自己没打人，凭什么出钱。
彭志中拍着桌子问他到底出不出，丁作明说你这样的裁决我可以上诉。
彭志中冷笑一声说，我可以关你23个半小时，放出去不给钱，再关23个半小时，关到你出钱为止。
他喊来三个联防队员，把丁作明关进了派出所私设的黑屋。
丁作明在黑屋里大声质问自己没犯法为什么关人，彭志中丢下一句给他“加加温”就走了。
这是所里的黑话，加温就是打的意思。
联防队员祝传济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不好意思当面动手，出去前特意交待另外两个人给丁作明拉拉马步，这是派出所最狠的刑罚。
他还不放心，又跑到后院喊来了下手最黑的王进军。
三个人把丁作明拖到值班室，逼他扎马步，丁作明硬是不从。
王进军拎着一根桑树棍进来，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打。
棍子打在胳膊上腰上，每一下都带着风声，丁作明疼得直咧嘴，可就是不跪。
没一会儿桑树棍就打裂了，接着就断了，王进军抬脚把人踹倒，摸出电警棍往他腿上猛戳，逼他跪下。
打累了歇口气，纪洪礼又摸起一根半截扁担，照着丁作明的腰和屁股死命抽。
就这样打打停停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开始丁作明还能出声争辩，后来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彻底没了动静。
等清账小组的村民找到派出所时，丁作明已经只剩一口气了。
七十岁的老父亲丁继营当场就给儿子跪下了，大伙七手八脚把人往乡医院抬，医生一看情况不对，赶紧让转县医院。
第二天早上八点，医生确诊是脾破裂大出血，紧急输血也没能救回来。
这个才32岁的汉子，就这么死在了手术台上。
消息传开，整个纪王场乡都炸了。
丁言乐一家连夜跑了，打人的几个联防队员也躲了起来。
路营村的村民要去县里告状，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听说了，纷纷加入队伍，走到半路上就聚了三千多人。
县里面赶紧派人拦截，一边处理一边严密封锁消息，可这事还是压不住。
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孔祥迎本来在利辛采访别的事，听说这件事后顶着压力深入调查，写了一篇大内参，直接送到了中央最高层。
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看到内参后直接给安徽省政府打电话，连自己中南海的红机号码都留了。
省里一开始还想捂，回话说这就是普通民事纠纷，跟农民负担没关系。
陈俊生当时就起了疑心，新华社记者敢这么写肯定有依据。
安徽分社态度很坚决，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很快，由中纪委、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农业部、最高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成立了，他们没跟省市县打招呼，从北京一路直接开到了路营村。
调查组组长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后来跟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说起在路营村看到的情况时，这个见多识广的干部当场就掉了眼泪。
他说实际看到的比记者写的还严重，全村除了几个村干部住瓦房，普通人家全是破草房，有两个生产队的农民连续几年靠卖血过日子，就苦成这样，各种摊派还没完没了。
来反映情况的农民见到调查组，老远就跪下不起来，其中还有白头发的老人。
就在丁作明死后第26天，1993年3月19日，中办国办紧急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这么短时间针对一个具体事件出台全国性紧急通知，建国以来都很少见。
同年6月20日，国务院专门在北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
延续多年的农村三乱治理，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大幕。
法律的制裁也来得很快。1993年7月2日，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此案，全县来了好多老百姓旁听。
法院当庭宣判，下手最狠直接导致丁作明死亡的王进军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来依法执行了枪决。
赵金喜被判无期徒刑，纪洪礼判了15年，下命令打人的彭志中判了12年，通风报信喊人的祝传济判了7年。
案子判了，政策也出了，可丁作明家的日子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农业税早就彻底取消了，农民种地不仅不用交钱，还能领各种补贴。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庄稼汉，用自己的性命撞开了农村改革的一道口子。
他不是什么大人物，没当过官没发过财，甚至连赔偿款都没等到。但九亿农民肩上的担子，确确实实因为他的死，轻了一大截。
历史不应该只记住帝王将相，更该记住丁作明这样的普通人。他用32岁的生命告诉所有人，有些公道，总得有人站出来去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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