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公众号的读者绝大部分都在反对王虹、邓煜回国任教，这说明，吃瓜群众的心里还是有杆秤的。
这杆秤平时可能用来称瓜子、称猪肉，偶尔也拿出来称一称菲尔兹奖得主。
结果一上秤，大家发现：不是人家不够优秀，而是这个地方，未必配得上人家回来。
王虹和邓煜都是北京大学毕业，之后赴海外深造，如今都在国外任教。
王虹目前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终身教授，同时兼任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邓煜则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然后，像以往一样，这俩人都接受了国社采访。
记者问王虹：“你最感谢谁？”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中国味，因为按照很多人的预期，标准答案应该是：“首先，我要感谢北大……”然后是：“感谢小学老师……”“感谢中学老师……”“感谢父母……”“感谢祖国……”最后再感谢一下博士导师。
但王虹的答案是：我最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拉里·古思。
这就让很多人有点不舒服了。
怎么说呢？感觉像是举办了一场集体认亲大会，大家都已经排好队，准备上台认领功劳。
结果王虹走上台：“感谢我的博士导师。”
现场空气突然安静，领导心中定会大吃一惊，“她怎么不敬酒呢？”
但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非常实在。
因为对于一个数学家来说，谁在关键时刻给了她方向，谁引导她进入了真正重要的研究领域，谁给了她攻克难题的信心和勇气，这个人当然值得感谢。
难道一个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必须先按照行政区划，把所有曾经教过她的人排队感谢一遍？
小学老师感谢完，中学老师感谢完，大学老师感谢完，然后再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没事就开会，多年来为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使我得以顺利证明定理。”
当然，王虹并没有忘记北大。
本科阶段的教育，当然重要。
北大是她成长的土壤。
但土壤是土壤，阳光是阳光，水分是水分。
一棵树长到最后，不能因为它的根扎在这里，就宣布它所有的枝叶、阳光和空气都属于这里。
更不能说：“你看，它在我们家院子里发过芽，所以后来所有果子都应该归我们。”
这就有点像产业链抢功劳。
上游说：“没有我，你哪来的原材料？”
中游说：“没有我，你哪来的产品？”
下游说：“没有我，你卖给谁？”
最后消费者说：“没有我，你们都得倒闭。”
于是大家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
数学不是这么算的，王虹后来在法国学习、工作，并且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取得了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
她自己也明确谈到了法国科研环境对她的影响。
为什么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能够产生这么多菲尔兹奖得主？
王虹的答案非常简单：只看科学卓越性，给研究人员充分信任，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允许研究人员长期、安静、专注地做研究，研究所还坐落在自然环境中，这种环境，有利于集中精力。
看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数学家真的需要做数学，不是每天开会，不是每天填表，不是每天写总结，不是今天申请项目，明天准备考核，后天填写材料，大后天参加评审。
更不是：“你今年论文发了几篇？”“有没有C刊？”“什么时候评职称？”“有没有帽子？”“有没有项目？”“有没有成果转化？”“有没有社会服务？”“有没有完成年度任务？”
然后一个数学家终于坐下来准备研究数学，时间到了，“同志，今天下班了。”
当然，中国的学术体系也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就是：勤奋。
别人研究一个问题十年。
我们可以组织一百个人研究十个问题。
别人一个人慢慢琢磨。
我们可以成立课题组、项目组、专项组、联合组、专班。
最后大家一起开会讨论：“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问题的研究。”
这就是我们的效率。
而且我们还有一套非常强大的筛选机制。
一批人被筛掉，一批人被淘汰，一批人卷到头发掉光，最后，终于筛出一批真正的天才。
现代科学本来就是全球协作的。数学不会因为你坐在北京还是巴黎，就自动改变公式。
挂谷猜想也不会说：“你人在中国，我就不让你证明。”
数学属于全宇宙。
而数学家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们安静研究宇宙规律的环境。
虽然王虹没有感谢领导，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却亲自打电话祝贺。通话的原过程其实非常短暂，然而包括中国妇女报在内的所有官媒，都掐掉了视频中的两句话。以下是马克龙的机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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