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今天聊聊开州书院的变迁。很多人不知道，咱们熟悉的书院，最早并不是教书的学堂。史料记载，书院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侍讲的文化机构，到宋代才彻底转型为讲学育人的场所，形成了灵活研学、兼具议政的办学特色。宋元以后书院遍地开花，到明清数量达到顶峰，只是学术氛围慢慢淡化，大多变成了科举备考的专属场所。而地处川东江河山地交汇地带的开州，其千年书院发展史，正是全国书院兴衰转型的鲜活缩影。

开州的文脉种子，早在中唐就埋下了。唐宪宗元和年间，名相韦处厚出任开州刺史，在城西修建儒学署，开启了开州正规文化教育的先河，这也是周边州县最早的儒学教育机构。他所作的《盛山十二景诗》轰动文坛，韩愈作序、白居易等人争相和诗，让开州文脉声名远扬。不过从唐代到清初，受限于地理位置闭塞，开州文风始终平平，千余年里仅出3名进士、16名举人，真正的文化教育腾飞，要等到清代雍正年间。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是开州书院史上的里程碑。知县沈震世捐资修建芙蓉书院（芙蕖书院），也就是盛山书院的前身，这是开州第一所建制完整的官方正规书院。书院坐落于城东大觉寺旁，格局规整，设有门楼、十余间房舍，还立碑定规、置办两处学田，每年有28石租谷、30两白银的稳定收入，专门保障办学和资助寒门学子。后续历任知县持续修缮扩建，乾隆年间增修铺路，嘉庆年间捐建奎阁、增补学田，让书院办学条件不断完善。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县徐久道将书院迁至盛山山麓，正式更名盛山书院，这也是开州教育崛起的关键转折。他聘请名师罗珍主讲，推行经史并重、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彻底盘活了本地学风，直接催生了道光年间“四进士”的科举盛况，让开州一举拿下“举子之乡”的美誉。整个清代，开州走出5名进士、20名举人，1895年公车上书，开州就有6名举子参与，文化教育实力稳居川东前列。经过多轮增补，盛山书院共置15处学田，成为清代开州规模最大、底蕴最厚的核心书院。

继盛山书院之后，开州城区第二大书院应运而生。道光九年（1829年），知县孔昭晅修建开阳书院，初址在县城南街，后迁至城西街，区位愈发便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式更名汉丰书院。两所书院一倚城郊盛山、一立城市中心，相辅相成、互补育人，极大浓厚了全城读书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名臣李宗羲曾担任汉丰书院山长，办学育人的同时自身金榜题名，成为书院育人成果的鲜活见证。

与两座城区书院相对应，临江书院是开州古代乡镇教育的标杆。它的前身是1819年设立的临江义学，咸丰年间正式升级为书院，打破了古代书院多集中于县城的格局，让正规文教下沉乡镇，实现了开州城乡文教协同发展，覆盖了更多求学子弟，助力全域文风兴盛。更难得的是，这座书院后世文脉绵延，还曾作为革命活动阵地，如今演变为开州区书院初级中学，书院血脉从未中断。

清末新政开启后，废科举、兴新学成为时代大势，开州传统书院也迎来转型。光绪年间，福音小学堂、中西学堂、高等小学堂等新式学校接连创办，师范、女学、农学堂相继落地，新式教育全面普及。至此，盛山、汉丰、临江三大传统书院完成了千年科举育人的历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纵观千年变迁，开州书院从唐代儒学萌芽，到清代三院鼎盛，再到清末转型新学，完整复刻了中国书院从学术研讨到科举育人、再到近代转型的全过程。作为川东山地江河区域的书院典型，它不仅积淀了崇文尚学的本土精神，留下了“举子之乡”的文化名片，更为开州后世教育发展筑牢了绵延不绝的文脉根基。如今盛山书院在举子园复原重生，依旧默默诉说着开州千年不息的文教风华。

（刘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