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在他64岁的时候，遇到了一次逆袭人生的机会。
汉文帝从他身边路过，看见白发斑驳的冯唐，好奇地问：你老人家怎么还在做郎官呢，你家是哪里人？（郎官是皇帝身边级别较低的做一些服务的工作人员，相当于行政部工作人员，什么都干，可以护卫安全，也可以是咨询顾问，也可以代写文书等等行政工作。）
冯唐与汉文帝简短的家常聊天中，直率地指出了文帝朝政中的一个缺点，引起文帝的注意，不甘心的文帝特意给了冯唐一次召见：你详细道来，我倒要听听。
冯唐借此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解决方案，听惯了阿谀奉承的油腻之辞，冯唐老先生的铿锵发言让文帝眼前一亮，老是老了点，但他说的对啊。
于是文帝破格启用冯唐，官升十级，景帝继位后，继续重用冯唐，到了武帝即位，已经九十多岁的冯唐实在是不能出来做官了，只好由他的儿子来代替他。
冯唐厚积薄发，可以说是大器晚成。
人生是一场旅途，当顺风快车经过的时候，有的人上车早，有的人上车晚；每个人的终点不一，人生的精彩其实是在路上。
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有个情节：你其实不知道你能否达到长安，你只能尽力向前走，你倒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长安。
所以你不要去与人比较别人的长安，你只要关注自己的长安。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里有一位特殊的国民党俘虏“文强”；他是主席的表弟。
18岁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总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参加过北伐，是南昌起义的骨干，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担任过省特委书记。
他的履历很难与功德林战俘关联起来。但是后来阴差阳错的加入国民党，成为了阶下囚，而他黄埔同学是共和国元帅。
人生这趟旅程，你不知道何时会上车，何时会下车。
一位54岁的老同事，6年前从著名的外企离职，后来找工作碰壁，迷茫，被嫌弃年纪大，停停找找没有归属感，一度打算放弃重返职场。
前不久跟我说，他拿到了一份国内知名大厂的offer，因为雇主正在做一个项目，正是十五年前他负责过的一个项目的复制版，有人推荐，面试一谈，对方就知道这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说这份新工作轻车熟路，方案对他来说，几乎是在写“回忆录”。
新的岗位给予了他很大的授权，我说你是大器晚成了；老同事回我的原话是：人不能停下来，折腾，你会发现新的上车点。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位中年逆袭的唐朝诗人--高适，与李白同龄，当同时代的李白、王昌龄熠熠发光的时候，高适要被迫离开长安回家种地。
已经在外晃荡了半生的高适，这一年43岁；他出身不好，贫苦人家。去长安考功名时，还曾经乞讨度日。
两年之后的高适45岁，考取功名无望，诗人之于盛唐，就如同当今的横店演员，会写诗的他一点也出不了彩，走文艺之路，看来是彻底没戏了。
高适选择弃笔从戎。
因为家境不好，从小干活，练就了一副好身体，加上高适会些剑法，在唐代，诗人是佩剑的。
高适在军中，经过几次大战后，能武能文，一路高开猛进。
功名万里外，新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在一次主将投降，大军溃败时，高适杀出重围，见到皇帝，说：我实为卫霍，君何惧忧！
安史之乱平定后，高适任刺史，节度使，封渤海县侯。
《旧唐书 高适传》：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早年高适自己仰慕的那些同道，友人，有的已经不在世，有的落寞。
人生没有到最后时刻，你怎么知道没有彩蛋。
人到中年，下半场才刚刚开始，锐气不能减。
晋国公子重耳，他的父亲晋献公要杀他，他的后妈要杀他，弟弟也要杀他；43岁的重耳不得不开始逃难游离的生活。
逃难途中中，有风餐露宿，沿路乞讨的时候，有受到其他诸侯国礼遇的时候。
到达齐国，齐桓公厚礼招待重耳，重耳几乎有了放弃回家乡、重振晋国的想法：
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
但，最终重耳还是志向不变，锐气不减；漂泊十九年后，62岁高龄回到晋国继承了国君之位。
重耳大器晚成，十九年逃难经历让他更懂身为国君的意义。
重耳励精图治，晋国迅速强大，成为春秋时期最强的诸侯国。重耳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之长”。
后世史学家评价重耳：人生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器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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