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前克格勃档案管理员瓦西里·米特罗欣叛逃英国，带走了数万页手抄的绝密文件。这批被称为米特罗欣档案的材料，主要涉及克格勃在全球的情报活动。其中关于越南的部分虽然零散，却意外揭示了1978年至1979年间苏联情报系统对中国军事动向的掌握程度。
克格勃驻河内情报站，对外掩护名称为苏联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处。1978年，该站共有正式编制情报官十七人，另有越籍线人网络约六十人。情报站站长是瓦连京·伊万诺维奇·索洛莫诺夫，一名从老挝轮调过来的东南亚问题专家。他的任期恰好覆盖了中越战争前后。
1978年10月，河内情报站向莫斯科发送了一份编号为河内-187的加密电报。这份电报的摘要出现在米特罗欣档案第三卷的边角记录中。电报内容是：根据一名越军总参谋部内部线人的报告，中国军队正在广西边境集结，规模远超以往任何一次边境冲突所需。
这份报告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时间。1978年10月，中国军队的调动实际上才刚刚开始。第41军尚未抵达广西，第13军仍在云南腹地。克格勃的情报虽然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但对集结规模的描述仍然含混，仅用了“师级以上”这个宽泛的表述。
11月中旬，河内站又发出一份评估报告。米特罗欣档案中保留了这份报告的摘要。报告的核心判断是：中国可能在一个月内对越南发动一场有限度的军事打击，目标是摧毁越南北部的工业设施，然后迅速撤回。这个判断与中情局的评估惊人地一致。
但克格勃的判断有一个独特之处。河内站特别强调了政治信号分析。他们在报告中列举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措辞变化，指出“霸权主义”“地区小霸”等新表述出现的频率正在急剧增加。克格勃的结论是，舆论准备的节奏表明军事行动已进入倒计时。
12月，河内站获得了更具决定性的情报。米特罗欣档案中记录，克格勃通过越军边防部队的情报渠道，获取了一份中国军队的弹药调拨清单。清单显示，广西方向各弹药库的炮弹储备量在一个月内激增了三倍，而且全部是122毫米以上口径的炮弹。这种储备规模不可能是为了小规模交火。
与此同时，克格勃在柬埔寨方向也获得了重要情报。河内站与金边站保持着每日电报联络。金边站报告，越军在柬埔寨的部队出现了一个反常动向：第3师和第316师的主力开始从柬埔寨后撤，向越南北部调动。这说明河内也意识到了危险，正在仓促调整部署。
1979年1月1日，河内站发出了新年第一份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的措辞已经毫无保留。报告的开头写道：“综合所有可用情报，我们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四十五天内对越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是克格勃内部首次给出明确的时间窗口。
但这份报告的命运颇具戏剧性。据米特罗欣档案注释，莫斯科中心在收到报告后，并未将其完整转发给越南方面。克格勃总部给出的理由是，报告中包含线人身份信息，解密后可能暴露情报来源。这个理由在技术上成立，但在战略层面造成了严重后果。
河内对自己面临的风险究竟了解多少，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克格勃的电报来看，苏联确实向越南分享了部分情报，但关键细节被过滤掉了。例如，克格勃未告知越方中国军队的具体进攻时间和主攻方向。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
米特罗欣档案中有一条注解揭示了原因。苏联高层担心，如果越南提前获知全部情报而采取大规模备战，可能激怒中国提前动手，甚至在边境形成不可控的连锁反应。苏联希望扮演危机管控者的角色，而不是火上浇油。这种两面性在克格勃的情报处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月中旬，克格勃驻北京情报站也加入了情报支持。北京站通过一名中国军队内部的消息来源，确认了中国军委扩大会议已经批准对越作战方案。这个消息被迅速转发河内站，再由河内站以口头方式向越南情报部门作了模糊通报。
所谓模糊通报，是指只告知“存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而不说明行动的性质、规模和确切时间。越南方面后来的内部调查显示，越军总参情报部在1月底确实收到过苏联转来的预警，但信息过于宽泛，无法据此进行有效的战役部署。
1月28日邓小平访美之后，克格勃的情报重点转向了中美外交互动。莫斯科中心要求河内站评估中美是否达成了某种针对苏联的默契。河内站的回复显示，克格勃掌握了邓小平与卡特会谈的基本内容，但未能从中解读出中国即将动手的确切信号。
克格勃对邓小平“教训”一词的解读，与美方完全不同。美方认为这是行动前的明确信号，克格勃则认为这是外交恫吓。这种判断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在战争爆发前的应对姿态——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刻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真的动手。
战争爆发前七十二小时，河内站又发送了一份情报。越军边境侦察部队报告，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了战前最后一轮弹药补充，所有炮兵阵地都已构筑完毕，工兵部队正在边境河流沿岸标记渡河点。这些迹象已经明确得不能再明确。
但此时距离战争爆发只剩三天。克格勃的情报系统虽然早就捕捉到了战争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准确判断时间节点。从1978年10月的首次预警，到1979年2月17日战争爆发，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克格勃的情报评估一直在“会打”和“不会打”之间摇摆。
这种摇摆并非情报能力的缺陷，而是决策心理的投射。苏联高层不愿看到中越爆发全面战争，因为这将迫使苏联在同盟义务和战略克制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种心理偏好影响了情报的解读方向——决策者倾向于相信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战争爆发当天，河内站进入了紧急状态。米特罗欣档案中记录了索洛莫诺夫站长在2月17日上午发给莫斯科的第一份战况电报。电报仅有一句话：“中国军队于今晨5时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规模判断为军级以上。具体情况待补充。”
随后几天，河内站的情报职能彻底转向了战场态势评估。他们通过越军渠道获取战况，向莫斯科提供每日战报。从米特罗欣档案中的电报编号推算，战争期间河内站每天发送的情报电报多达十余份，形成了莫斯科了解战局的最主要渠道。
越南方面对克格勃的评价颇为复杂。战后，越军总参谋部在内部总结中含蓄地指出，苏联的情报支持存在系统性滞后。越方认为，如果能在1978年12月就获得准确预警，越军完全可以将柬埔寨的精锐部队及时北调，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将大为改观。
但克格勃的内部总结持有不同看法。米特罗欣档案中收录了一份克格勃第一总局1979年4月提交的总结报告。报告认为，河内站的情报获取和处理均符合规范，问题在于越南方面“未能充分利用我方提供的情报”。双方各执一词，责任归属至今未有定论。
从情报史的角度看，克格勃驻河内站在战前的表现，呈现了情报工作的一个经典困境。情报获取是成功的——他们确实掌握了许多关键信息。但情报传递和利用是失败的——信息的过滤和模糊化处理，使得预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米特罗欣档案的涉越材料虽然只是边角余料，却为理解苏联在中越战争中的角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这些档案显示，苏联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完全的操纵者，而是一个掌握信息却被自己的利益考量束缚住手脚的矛盾角色。
瓦连京·索洛莫诺夫在1981年卸任河内站长，调回莫斯科后默默退休。他的情报生涯中规中矩，没有耀眼的事迹。但他从河内发出的那些加密电报，连同米特罗欣用打字机抄下的摘要，如今成为研究冷战时期情报与战争关系的重要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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