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竞争加剧：中方限制出口，美国卡芯片，角色转变|人工智能|美国

美国卡了中国多年芯片，中方开始考虑给自己的AI模型设门槛，有何考量？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

根据外媒介绍，中方正考虑将出口管制范围扩大至先进的AI模型及部分半导体技术，有关监管机构还正在研究对外国公司收购我国开发者的限制措施。虽然正式规则没有公布。但能够确认的是，中方已经开始讨论AI技术的安全边界，在当前的背景下，这一举措十分重要，因为中美AI竞争的逻辑变了。

过去，美国决定中国能买到什么芯片。现在，中方也要考虑，国外能拿走什么模型、什么权重、什么训练数据。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把AI出口说清楚，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或许会将其与AI开源弄混，其实二者逻辑线截然不同。

AI开源，是我国AI模型在国际上占比加大的重要武器，我国AI“高性价比+开源”模式甚至曾促使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联名向白宫请愿，要求不要封禁我国开源模型，因为它们是“成本更低的选择”。 AI出口则是另一回事，和开源存在一定联系，但不能划绝对的等号。

AI出口，在技术上有三层：第一层是海外用户调用中国模型，第二层是企业开放模型权重，第三层则是核心训练数据和训练方法向外转移。而这三层，越往深处开放，风险就越大，比如第二层的权重交出去，对方就能独立部署、继续微调，甚至改变模型原有的安全限制。做个类比，一辆汽车出口以后，仍然只有一辆，你改装，也就改装这一辆。可是一套模型权重流出以后，却可以被无限复制，部署到无数台服务器上。

第三层的训练数据交出去，风险更大，因为外界这样就能复制训练路径，缩短研发周期。训练数据同样是核心资产。真正有价值的语料，需要经过清洗、去重、筛选、标注和对齐。里面可能包含代码、科研成果、产业知识、行业标准、市场反馈和专业经验。

并且，当下已不再是咱们需要持续不断致力于引进国外技术成果以缩小技术差距的时代了，AI也是如此，当下我国已接近实现从“追赶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当然这个转变还未结束。

也正是因此，如果说在过去，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拿不到”。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怎样防止自己的成果被低成本拿走？我国现行规定已经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和基础模型必须来源合法，同时要保护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提高训练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多样性。因为这些直接关系产业竞争、技术安全和国家利益。

中国现在讨论出口边界，还有一个重要背景。中国模型已经开始影响全球AI生态。斯坦福大学研究显示，从2024年8月到2025年8月，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在Hugging Face平台的下载量占比达到17.1%，略高于美国的15.8%。2025年9月，全球新增微调模型中，约63%建立在中国基础模型之上。这组数据说明了一个变化。中国已经从国外模型的使用者，变成全球模型底座的重要提供者。越来越多海外开发者开始围绕千问、DeepSeek等中国模型开发产品，竞争也随之升级。

新的趋势也在出现，今年以来，有很多AI竞赛已进入下半场的说法。依照这个逻辑，如果说上半场，美国依靠芯片控制算力入口，中方依靠工程效率、低成本和开放权重突破封锁。那么下半场，双方争夺模型底座、开发者生态、训练数据和技术扩散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开源优势仍然要保留，因为这是我国AI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武器。但是，未来更合理的开源方式是分层开放，比如模型服务继续出海，低风险能力继续开放。另一方面，先进模型权重、核心训练语料、关键训练方法和敏感用途，则需要建立许可和审查制度。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服务可以输出，然而底牌必须可控。

AI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不在于谁的声音大，谁更能吹牛，而是来自技术筹码，美国手中有先进芯片，而且在主流模型上有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所以它能够规定哪些芯片或者模型可以对外共享、哪些芯片可以对外出售，卖多少，卖给谁，用在哪里。中方虽然现阶段在高端AI芯片上，对比美国仍存在一定不足，但已经拥有越来越具竞争力的模型，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授权规则、安全标准和出口边界。综合以上分析，大家就能明白这次中方或限制AI出口的原因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实打实的市场影响力。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模型在Hugging Face平台的下载量占比达到了17.1%，甚至一度超过美国模型的15.8%。其中 “千问”系列模型下载量甚至超越了美国Meta公司的Llama系列。有技术影响力，才有资格谈规则。

第三，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治理规则构建。在更高层面，中方正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甚至引领AI治理。例如，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已有29个国家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中方也支持在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框架下参与AI技术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正因如此，清华大学的一位专家才会指出，中国在全球AI治理中的角色已实现从 “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关键转变。

当然，这一进程还未结束，当下中方成为“规则制定者”的势头虽然明显，但咱们还面临一些挑战。具体点说，规则的制定权并非咱们一家的独角戏，美国、欧盟等也在强势输出各自的治理理念。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策略限制技术外流，而欧盟则凭借《人工智能法案》树立了全球监管的另一个标杆。宏观角度来讲，当前全球AI治理格局仍处于碎片化状态，各方竞争的核心是未来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意识到，人工智能还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它可以用于代码生成、网络攻防、情报分析、无人系统和战场决策。模型权重一旦脱离开发者控制，最终用途很难追踪。美国正是以国家安全和军事用途为理由，持续加强先进芯片管制，围绕这一点，美国甚至不惜对自己设限，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一项草案，要求美国军事行动中致命武器使用的最终决定必须由人类而非AI或机器做出。中方也需基于战略思考，审视模型、数据和权重的跨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