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的北京，闷热得像蒸笼。
北大校园里那座仿通州燃灯塔建的博雅塔，一年到头也亮不了几回。逢年过节亮一次，有大事发生再亮一次。7月24号晚上，塔身忽然闪烁起“祝贺中国数学”“祝贺王虹邓煜”的字样。
学生们举着手机仰头拍，朋友圈刷了屏。
两天前，在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这对北大2007级同班同学双双拿下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头一回拿这个奖，而且一拿就是俩。王虹还是历史上第三位拿菲尔兹奖的女性。
消息传回来，北大发文祝贺，博雅塔亮灯庆祝。丘成桐出来说，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一切看上去皆大欢喜。
不过如果你稍微多想一步，如果王虹和邓煜当年毕业后没有去巴黎、没有去芝加哥，而是留在北大做“青椒”，他们今天还能站在菲尔兹奖的领奖台上吗？
答案恐怕不那么乐观。
王虹自己说过一段话，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她说，法国的研究院给了她完全的信任，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行政工作，让她自由地长期地全身心地投入研究。2025年，她成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那是巴黎萨克雷科研园区里一个只有几十个永久职位的机构，自1958年成立以来，只做一件事：让数学家安心做数学。
IHES的所长说，王虹加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迎来了一位非同凡响的数学家。但更重要的是，王虹在这里拥有的是“宁静的环境，追求目标和塑造愿景的自由和时间，以及激发数学创造力的独特空间”。
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没完没了的评比和报奖。
你只需要做数学。
王虹本科在北大读的，可她不是那种一进校就闪闪发光的人。她的北大同学后来回忆，在一群奥赛金牌得主中，她是最安静、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她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
她去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跟着教授伊万·马泰尔学习。教授告诉她，如果研读中遇到任何困难，只需要收集起来，下次见面时提问。这让她头一回意识到，原来做数学可以这样。
后来她甚至还跑去学了一学期建筑，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任何想学的课。没人催她发论文，没人拿考核指标压她。
她在巴黎找回了自信。
然后，她用了几年时间，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
菲尔兹奖公布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打电话给她。电话里他说：“干得好！”在社交媒体上，他写道：王虹“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末尾还加了一句英文：“科研，选择法国！”
一个中国数学家，在法国的研究所里，被法国总统拿来当国家科研实力的名片。
画面有点讽刺。
同一时间，大洋彼岸，韦东奕刚刚获聘北大长聘副教授。
韦东奕的名字不需要多介绍。两次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满分金牌，北大本博连读，毕业后留校。在公众眼里，他是“韦神”，是那种不世出的天才。
但天才也有天才的烦恼。
2025年他开通社交账号，粉丝一度冲到接近2500万。一年后掉粉400多万。他说“不会再对外做任何回应”，因为外界舆论已经对他造成了影响。
有人关心他的牙齿健康，他堂姐出来回应“牙齿正在治疗当中”。有人拍到他拎着矿泉水瓶走在校园里，视频在网上传来传去。
这些跟他做数学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但这就是一个北大“青椒”的生活，你除了要做数学，还要应付数学之外的一切。
2026年2月，韦东奕获聘长聘副教授。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他走了好几年。北大实行的是“预聘—长聘”制度。这套制度说白了就是“非升即走”——几年内达不到考核标准，走人。
而考核标准是什么？多少篇论文，多少个项目，多少项报奖。
你把时间花在填表、写本子、做PPT上，就没有时间做数学。你把时间花在做数学上，考核就可能过不了。
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局。
有“青椒”在网上吐槽：领导的各类行政杂活要干，兼职科研秘书要干，领导每个项目每个评奖都要申报、本子都要我写，领导的汇报PPT要我写，领导项目结项的论文和报告要我写。一学期四门新课要备课，本科答辩、硕士答辩、本科生论文要管。聘期考核要求那么多篇C刊，项目结项也要那么多篇C刊，还要一本学术专著。
“事情多的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科研，都是零碎时间，好不容易开个头，一个任务过来，中断了。”
“入职三年了，一篇论文都没发出去，我的聘期考核怎么办啊？”
这不是个别人的抱怨。媒体调研发现，“破五唯”改革成效显著，但“青椒”在更多样的考核标准下，压力不减反增。“非升即走”推行后，“短周期、高强度”的考核压力显著前移。
你让王虹在这样的环境里做三维挂谷猜想？你让邓煜在这样的环境里推导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他们可能连静下来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
这就让人想起另一个人：许晨阳。
许晨阳的经历，几乎就是对这个问题的预演。
1999年保送北大数学系，2008年普林斯顿博士毕业。2012年，他作为“青年千人计划”第一批入选人才，全职回到北大。那时候他是带着一腔热忱回来的，想“培养出中国自己的数学学派”。
他在北大待了六年。这六年里，他拿了一堆奖：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术成就也没话说，成了代数几何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然而2018年，他走了。去了麻省理工。
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说他不爱国，有人说他嫌待遇不好。但许晨阳留下的三句话，才是真正值得听的东西。
他说，国内的学术环境，太浮躁了。
他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消耗在申请经费、填表评比这些事情上。
他说，真正做研究的时间，太少太少了。
这些话当年没引起多大波澜。但七年后的今天，王虹和邓煜拿了菲尔兹奖，博雅塔为他们亮起灯光，丘成桐呼吁他们回国——许晨阳当年说过的那三句话，忽然变得格外刺耳。
如果许晨阳当年没有走，他今天能做出什么成就？没人知道。但事实是，他走了之后，拿了一大堆国际奖项，成了国际数学界代数几何领域的领军人物。
而留在北大的“青椒”们，还在填表。
王虹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
注意她说的是“幸运”。一个菲尔兹奖得主，把获奖的原因归结为“幸运”——幸运地遇到了合适的人，幸运地拥有了能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
这“幸运”二字里，藏着多少不幸运的人？
那些同样聪明、同样勤奋、但被困在表格和评比里的年轻人，他们不配拥有一个“能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吗？
北大博雅塔的灯光很漂亮。“祝贺中国数学”“祝贺王虹邓煜”的字样在塔身上闪烁。
但灯光熄灭之后呢？
王虹和邓煜会回到巴黎和芝加哥，继续在不用填表、不用报奖、不用应付行政杂活的环境里做数学。韦东奕会继续拎着矿泉水瓶走在北大校园里，一边做数学一边应付数学之外的一切。许晨阳会在普林斯顿继续做他的代数几何。
而那些留在国内高校的“青椒”们，会在深夜的办公室里，一边改领导的PPT，一边担心自己的聘期考核。
博雅塔的灯光照亮的是王虹和邓煜的名字。但真正值得被照亮的，是那个问题——
如果王虹和邓煜是在北大，他们还能获奖吗？
答案，或许就藏在许晨阳离开时留下的那三句话里。
也藏在每一个“青椒”深夜加班时，电脑屏幕微弱的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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