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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稳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总有人套用西方“帝国崛起”的旧叙事来定义中国的民族复兴。“文明型国家”的发展，究竟有着怎样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基因？延续千年的文明传统，又为何能让中国跳出“兴衰扩张、阶层固化”的历史铁律？
7月2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针对观众提出的“文明型国家复兴的底层逻辑”之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首先厘清了核心概念的本质边界：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与历史上西方语境里的帝国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他坦言，部分国外学者出于话语习惯，常常用“帝国”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但这一标签完全不符合中华文明的发展特质，中国学者更应主动跳出西方话语框架，实事求是地看待自身文明传统。西方语境下的“帝国”，核心逻辑是武力征服、殖民掠夺与等级化统治，崛起必然伴随对外扩张与势力范围划分；而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传统，本质是文明的整合与包容，是以文化认同、治理共识为纽带的文明共同体，二者从根源上就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
他援引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观点佐证：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友好交往长达上千年，七八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船队规模与航海实力都居于世界顶尖水平，却从未在当地建立殖民统治，带去的只有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反观西方殖民者抵达东南亚后，短短数年就完成了对整片区域的殖民掠夺。两种截然不同的交往模式背后，正是中华文明刻入基因的和平底色与合作共赢的传统。这份传承千年的文明基因力量极其强大，不会随着国力强弱而改变，也是中国发展道路最核心的精神底色。
谈及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张维为教授进一步指出，“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路径，本质上是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超越。回溯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国曾在长达一千八百多年的时间里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经济总量、治理水平与文化成就都长期高于西方。支撑这份长周期兴盛的，从来不是对外掠夺的扩张路径，而是内生的治理智慧：其一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理哲学，将民生安定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根基，政策始终围绕百姓福祉展开；其二是科举制度所代表的选贤任能传统，打破阶层壁垒选拔人才，构建追求公道、回应民意的治理体系，维持社会的长期活力与流动性。
而当代中国能够实现快速追赶、逐步完成对西方的超越，并非脱离自身文明土壤照搬西方模式，恰恰是这些传承千年的文明基因在现代语境下的延续、升级与发展。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代演进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始终将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古代选贤任能的传统，也发展为现代化的干部选拔与治理体系，兼顾实干实绩与民众诉求，持续保障治理的公道性与执行力。
张维为教授总结道，历史上支撑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核心逻辑，与今日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是一脉相承的正向联系。也正是这种扎根自身文明、以内生发展为核心的复兴路径，让中国既无需靠对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也不会陷入阶层固化的周期陷阱，真正跳出了西方语境中“崛起必扩张”“兴盛必固化”的所谓历史铁律，走出了一条兼具文明厚度与时代活力的全新复兴道路。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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