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县二区中潮乡七村的山路，蜿蜒在云雾里。天刚蒙蒙亮，雾气像扯絮一样裹着山脊，露水打湿了聂承先的裤脚。他紧了紧肩上的扁担，一头挂着空箩筐，一头挂着个布包袱，步子迈得不大，却稳当。
“哪里有匪哪里去。”这话他常挂在嘴边。
一九五〇年十月，黎平解放。可山里的匪患没却并没有断根。惯匪杨锦标盘踞多年，伪保长杨昌国带着三十来号人躲进跑马田，像毒蛇藏进草窠。
聂承先当时是村里的剿匪小组长，眼见匪患严峻，他这心里憋着一股劲：“这帮土匪一日不除，乡亲们一日睡不安稳。”
十一月十二那天，聂承先带着四个人往跑马田走。
山风凛冽，聂承先去的时候，心里也不由地打着鼓：杨昌国可不是善茬，万一翻脸，他这条命就撂这儿了。可他转念又一想：“我劝他投降，是为百姓好。即便是死了，也值。”
到了地头，聂承先托人传话，与对方见了面，他把形势掰开揉碎讲：解放军势大，土匪没出路，投降才是活路。
话说到点子上，杨昌国最终低头了，随后便带着三十个匪徒下山，老老实实地交出三十支步枪、一支手枪。
这事传开，聂承先的名字在乡里响了，十里八乡都知道，聂大胆孤身劝降土匪的事迹。
可聂承先却不敢歇脚。
次年端午，他带着几个民兵追匪首杨标，追到黎平和从江交界的独洞乡。雨下得没完没了，衣服湿了烤，烤了又湿，十九天没合眼，杨标虽然没抓着，倒逮了九个散匪。
随后，聂承先靠着眼神毒，心思缜密，前前后后，又逮了三个散匪。
不过，根据聂承先的回忆，要说最让他自个儿乐呵的，是1951年十一月夏的那回。
那天，聂承先在邻村买了半边猪肉，用麻绳穿好，扛在肩上往回走。山路窄，两旁是枯黄的茅草，风一吹，沙沙响。他走着走着，前头不远处突然闪出个人影，此人低着头，脚步虚浮，东张西望，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
聂承先见状，脚步不由顿住，心里咯噔一下：这人不对劲。他不动声色，随后加快几步追上去，嗓门一提：“老乡，干啥的？上哪去？”
那人猛地一抖，回身看向聂承先，随后结巴着说：“回……回家。我在黎平城帮人。”
聂承先眯起眼，上下打量。对方那双手，指节粗，掌心有茧，可虎口没老茧，指甲缝里也没油污——哪是帮工的手？
分明是拿枪磨出来的。
聂承先嘴角一扬，心里有了谱。
“用不着瞒我。”聂承先指了指那双手，“你这手，不像帮人的。这样吧，前头村子驻了解放军，有人盘问，你就说帮我杀猪的。这肉沉，你帮我扛一段？”
那人脸色变了变，嘴唇动了动，没敢吭声。
聂承先把猪肉往他怀里一塞：“走！”
那人接过肉，手有点抖，低着头跟在后面，嘴里喃喃：“谢谢你……谢谢你……”
聂承先差点笑出声。
心说：你谢我？我还得谢你帮我扛肉呢。
一路上，他故意聊些家常，问东问西。那人支支吾吾，话都说不囫囵。聂承先心里更踏实了：八成是散匪，慌了神。
快到七村时，他瞅准时机，冲路边几个青年使了个眼色。那几人登时会意，随后悄悄绕到后头。
进村口，聂承先突然停下，转身一笑：“到了，歇会儿吧。”
话音未落，几个青年扑上去，把那人按倒在地，绳子一捆，结结实实。
那人脸色煞白，瘫在地上，终于说了实话：他是被打散的匪班长，躲了多日，饿得受不了，才敢露面。
聂承先拍拍他肩膀：“早说不就完了？还谢我？”
众人哄笑，随后猪肉重新扛回肩上，人押着往解放军驻地走。
这事后来成了村里的趣谈，不过聂承先觉得，这种抓土匪法子，比打胜仗还痛快。
后来，聂承先去三穗县参加剿匪部队的贺功大会。会上，他被评上“人民功臣”，发了奖章，还奖了一支驳壳枪、几件衣服。
站在台上，聂承先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剿匪还有功劳？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事嘛。”
台下掌声雷动。
回来路上，聂承先摸着驳壳枪，心里沉甸甸的。上级这么看重自己，聂承先更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
“得干，还得干好。”聂承先对自己说。
回到七村，天又下雨。聂承先站在村口，望着远处山梁，雾气缭绕，像藏着无数双眼睛。他知道，匪患没根除，他就不能歇。
夜里，聂承先坐在油灯下，擦着那支驳壳枪。枪管冰凉，可心里热乎。他想起那半边猪肉，想起那人说“谢谢你”时的样子，忍不住又笑了。
笑完，聂承先吹灭灯，躺下。窗外雨声淅沥，像无数脚步在山里走动。他闭上眼，心里默念：只要还有匪，我就还在路上。
这山，这人，这路，聂承先走了一程又一程，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乡亲们能睡个安稳觉。
天快亮时，雨停了，山风拂过，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新的一天，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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