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释放了那个为了求生而塑造出的旧版本的自己。

“入学”（matriculate）一词的词根，是“母体”或“母亲”。而我，恰恰来自一条漫长而破碎的母系血脉。时间回到 1940 年，我的曾祖母戈蒂膝下有 6 个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后，最终死于肺结核。成了寡妇的她，发现自己无力抚养这些孩子，于是戈蒂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所有的孩子都送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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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并没有停留在 1940 年。几十年后，戈蒂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发现自己被困在一段充斥着暴力的婚姻里。为了活命，她被迫逃离，却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留在了身后。那个小女孩最终被她的生父安排送养。而当这个女孩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那熟悉的回应声再一次响起：在我一岁时，我被放在了父亲身边。

连续三代人，三次母性的断裂。这并非是因为爱的缺失，而是一个不曾中断的、源自生物本能的生存链条——一种从未被妥善处理的生存创伤的连锁传递。

在表观遗传学中，我们了解到，生命早期经历的逆境并不仅仅停留在记忆里，它会改变基因的表达。1940 年，我曾祖母所经历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悲伤、恐慌和压力，用大量应激激素浸透了她正在发育的血脉后代，从生理基准上改变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