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至2001年3月，我曾旅居香港。正是在那里，我开始为后来广为人知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展开研究工作。早在来到香港之前，我就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在正式定居香港后，我曾对这座城市的部分现象感到不安：殖民遗风与历史烙印、盛气凌人的傲慢姿态、对内地人的偏见，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态度。而如今，香港正迎来一个重塑自我、重新出发的黄金机遇。关于香港的未来，我有七点思考。

第一，香港必须以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础。 广东及其城市群的蓬勃活力，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香港应当全力以赴地拥抱这一契机。当年我在香港居住时，香港有人对这种融合尚存保留。而如今，这种观念已在根本上得到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区域之一。

第二，香港的幸运在于它属于中国。 中国不仅彻底改变了自身，也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的民众，将中国视为新的全球领导力量。1997年，正值中国崛起之际，香港重归祖国，这是香港的巨大福祉。中国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祖国英国却沉溺于过去，畏惧未来。香港是幸运的。如今，与祖国同心共进，香港已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第三，香港社会的重大任务，是重建归属感。要在香港居民中塑造对于“新香港”的自豪。新的香港身份应当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既拥抱内地人，也拥抱粤语社群；同时欢迎不同背景、选择在此定居或短期居留的外国人士，将他们视为香港多元新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香港应当抓住一切机会，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东盟国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合计人口近7亿，经济增速在4%至5%之间，并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香港作为高效而富有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可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资源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拓展，将为香港金融业在东盟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第五，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国家及其金融机构可能会减少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参与。这不应被视为遗憾，而应视为香港转型的机遇。香港的金融与经济机构应重新定位，与以往被忽视甚至忽略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可为香港的金融业提供多元化的发展机遇。此类合作需建立新型商业与运营模式，它将孕育出新的企业文化与思维方式。依托祖国、扎根广阔的全球南方网络，方为香港金融业必然的发展方向。

第六，香港需要建立新的“心智地图”。随着中美博弈的加深，香港及其机构必须据此重新思考未来：跳出单一西方视角，立足祖国发展坐标，建立面向全球南方的思维框架。香港亟待培育新一代治理人才，他们以中国为思考起点，以全球南方为战略坐标。学校、大学、商学院及智库都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七，香港必须重新定义“现代性”。长期以来，香港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无论是港岛令人惊叹的天际线、发达的金融业、便捷的交通系统，还是高水平的生活标准。时至今日，这一印象已经不复当年。特别是文化现代性方面，上世纪香港电影业的创意风潮曾令世界瞩目，如今香港文化产业早已不复往日荣光。现代性不只是意味着经济繁荣，更离不开文化创造力。

当下，中国正在影视、时尚、建筑、街头文化等诸多领域，塑造富有活力的新型文化现代性。若香港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富有想象力与活力的文化必不可少。如何实现？途径众多。《南华早报》一篇文章的观点曾令我深有感触，北部都会区不应仅仅被视为房地产项目，那仍是香港旧有发展思维的延续，它更应被视为一场重大的文化发展契机。试想十年后的北部都会区成为文化创意的热土：音乐、服饰、电影、街头艺术蓬勃发展，新生活方式、语言创新与多元族群在此交融，让香港成为备受全球关注的国际文化中心。这一切并非空想，只是它需要香港人以全新、开放、充满激情的心态，去拥抱一个焕然一新的香港。（作者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