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差点变“稻草人”？这两位美国记者笔下的革命中国，首度完整出版！|延安|斯诺|稻草人(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纸老虎|美国记者|翻译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1933年，史沫特莱撰写《中国之未来》；1938年，斯特朗成书《人类的五分之一》；1948年，斯特朗又完成《明日中国》。这三本书，恰好横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十五年。

在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与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诺被合称为“3S”。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史沫特莱与斯特朗的著作却长期缺少完整的中文译本。直到今年，上海三联书店首次将这三本书以完整汉译本的形式集中推出。

彼时，两位记者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战火纷飞却涌动着巨大能量的中国。如今，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中央，重读这些以“他者”目光写下的文字，究竟能给我们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读书周刊专访了丛书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庄智象，以及三位译者邵军航、孙海琴、华苏扬，重温域外视角里那段鲜活的历史记忆。

重现时代的回响

上观新闻：这三本书写于八十多年前，作者是两位美国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重新整理出版？

庄智象：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把中国故事讲好，怎么把中国声音传递到世界。“3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是三位在中国非常出名的美国记者，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用外国人能理解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

重读这些书，不仅能让我们以“他者”的视角回望来路，看清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也能提示我们从这些成功跨越国界与文化的文字中，找到中国对外传播的镜鉴。

上观新闻：三本书大多由作者当年刊发于报刊上的文章汇编而来，这类文本翻译难度大吗？

邵军航：最大的难题是“回译”。斯特朗在文章中援引了大量中国传统语汇与文史典故，既包含墨子、庄子等的典籍，杜甫《兵车行》这类文学名篇，还用到了刘邦“约法三章，杀人者死”等历史典故。斯特朗将其翻译为英语，我们在将其翻译为汉语时不能意译，而必须回译成中文原文，确保文本溯源的准确性。

另一个难点就是史料查证，作为外国记者，他们在写作时常常会出现笔误或者没有来得及做事实核查等情况，这些地方我们都要以译者注的形式指出。光《人类的五分之一》这一本，就有203条译者注。

孙海琴：《中国之未来》中，最难的是小人物的名字。史沫特莱笔下大部分是缫丝厂女工、逃难流民等普通百姓，这些人的名字几乎查不到。还有一些人名、地名是用威妥玛拼音标注的，很难核对。

史沫特莱1937年夏在延安的资料照片。

上观新闻：用“外国人”的眼睛看当时的中国，这种“他者视角”有什么独特价值？

孙海琴：中国人写中国故事，必然蕴含民族情感与主体立场，这无可避免。外国记者则带着另一种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来观察中国社会，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他们能够捕捉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当然，甚至视而不见的细节。

对外部观察者而言，本土语境里许多“不言自明”的内容可能是奇特、难以理解的。而这种差异本身就构成了独特的观察切口，让本土叙事中那些被遮蔽的碎片重新进入视野。这正是“他者视角”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邵军航：这种“陌生化”的域外观察视角，落实到文本书写中，便是大量鲜活、真实的现场细节。作者的采访视野非常开阔，采访对象覆盖社会各个阶层。其行文笔触细腻、叙事层次分明，将观点、态度巧妙隐藏在鲜活的故事与细节描摹之中，从不直白说教。

比如书中描写文艺抗战的一幕：隆冬时节的延安夜晚，官兵聚在一起看戏。陕北夜空清朗深邃，尽管天气寒冷，八路军官兵对演出的热烈反应与之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书中类似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也往往比许多宏大叙事都更具感染力。

华苏扬：西方记者写作有一个独特的价值，就是“补细节”和“再印证”。我们书写更注重历史的整体脉络，而他们较为注重细节发掘，他们的记录是宏大叙事之外具体肌理的有益补充。比如军民一体、大生产运动等，经过他们翔实的记述，我们更加笃定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补细节”和“再印证”是他者视角的特殊价值。

另外，斯特朗在书里还反复写到一个词——“人民”。她说在延安与人交谈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人民”。她写道：“谈话最终总是指向中国人民，还有世界人民⋯⋯它们似乎不仅仅是口号，它们似乎是从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他们终将胜利的信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通过这位外国记者的记述，更让我们体会到“人民史观”何以久而弥坚。

留存历史的温度

上观新闻：三本书中刻画了很多普通人，逃难的、做工的、种地的⋯⋯其中有没有哪些人物故事特别触动您？

邵军航：的确。《人类的五分之一》中描绘了大量的普通人。有一个人物我印象很深，那是苏州的一位普通妇女，她的丈夫勾结日本人，致使我方军队损失大量物资。她再三劝说无果，气得在院子里大喊“汉奸”，使得邻里皆知，其丈夫也被战时当局依法惩处。有人问她：你后悔吗？丈夫没了，以后怎么活？她说：“在民族大义面前，不后悔。”一个依靠丈夫养家糊口的普通女性，能有这样的担当，我觉得令人敬佩。

另一个是由24名9—19岁上海儿童组成的剧团。他们从上海步行到武汉，边走边演，中间差一点闯入战场。这正是全民抗战的生动注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各尽所长、各尽其责，整个民族的澎湃伟力，便凝聚于这种涓涓细流之中。

孙海琴：史沫特莱的《中国之未来》描写了很多底层人民的故事。这本书中的每一章就是一个人物、一个家庭的故事，放在今天都能拍成一部短剧。

在缫丝厂走访调研期间的一个细节格外动人。彼时，当地工厂主与官僚对独立自主、挣脱旧式婚姻束缚的缫丝女工满怀敌意。当官僚、厂主巡查车间时，女工们会直言斥责他们是资本家的走狗。史沫特莱没有刻意粉饰场面、回避矛盾，而是如实落笔。正是这份不加滤镜的诚实书写，让她的文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上观新闻：书中还写到了领袖人物，这些外国记者笔下的领袖有什么特点？

华苏扬：他们写领袖的方式，同样充满了生活化的细节。斯特朗在《明日中国》中独家记录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段很有意思。

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翻译是陆定一。毛泽东说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陆定一最初的翻译是“scarecrow”，在英文中是“稻草人”的意思。毛泽东停下来，问“scarecrow”是什么意思。听完解释后，他否定了陆定一的译法。他说纸老虎“并不是牢牢插在地里的东西，它被做得看起来像是危险的野兽，但实际上只是压折了的纸，受潮就会变软”。然后，他自己说出了“paper tiger”。

斯特朗还细致描述了当时的场景。采访地点就在窑洞外，旁边有一棵苹果树，树下有一个平整的土台子，毛泽东就坐在那里，周围并没有很多警卫。她注意到窑洞上面的草丛里赶赶咐咐有动静，心想是不是有警卫暗中警戒。毛泽东却很镇定地告诉她：“只是另一家人而已，他们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比较好奇。”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领袖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

构建讲述的力量

上观新闻：重读这些文字，对今天的中国叙事有什么启示？

华苏扬：其实，从“纸老虎”的故事中，我们就可以获得不少启发。陆定一的“scarecrow”并没有错，他运用的是一种很常见的翻译技巧，即用对方能理解的意象来翻译。但毛泽东坚持用“paper tiger”，从翻译的角度说，这是典型的异化策略，不选英文中现成的“scarecrow”，刻意的“陌生化”反而产生了传神的效果。自此，一个中国原创的政治概念，经由一位美国记者的记录与传播，进入了全球政治话语体系。

斯特朗写道，毛泽东说这句话时“他停下谈话，确认我明白了它的准确含义”，这说明毛泽东非常在意这个概念能否被准确传递。今天我们在对外传播中遇到类似情况时，“paper tiger”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或许稍微有一点陌生感并不是坏事，我们既要考虑本国文化，也要考虑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在自信表达与有效沟通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与斯特朗谈话处。杜飞豹摄中新社发

庄智象：的确。具体到翻译层面，我们在讲到中国概念时，其实可以先说中文，再翻英文。比如“有名无实”这个词，我们可以先标注其拼音，再将翻译过来的“the name without the reality”附在后面，你先给中文，再解释意思，西方读者就能先听到来自中国的原始读音，反而更容易记住。

另一个例子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原来的英文名字叫“Red Star in China”，后来编辑把“in”改成了“over”。一字之差，味道完全不一样，相比于“在中国之内”与“遍及中国”，格局一下就打开了。可见，中国故事“怎么讲”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反复推敲。

孙海琴：在对外传播的启示上，我总结了三点。第一是找到共情点。找到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用共情消除对立。第二是直面真实，不回避问题，不回避苦难，面对问题的诚实恰恰构成了写作的可信度。第三是长期的观察与深耕。史沫特莱在中国五年走遍城镇乡村，斯特朗五次来华，她们的成功不是靠二手资料，而是靠能够沉下心来接触真实中国与真实中国的百姓。

庄智象：其实，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得知道人家想听什么。“3S”的经验就是，有效的传播一定不是单方面只说我想说的，而是找到对方真正好奇和关心的问题。

另外，“3S”不只是记者，他们也深度参与了中国历史。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更好地用文字为中国革命留下这份独特的记录。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见那个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也看见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却始终相信“中国之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