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通识》，李晓杰著，中华书局，2025年6月出版，243页，59.00元
清代学者刘献廷推许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并称道其《水经注》“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与此同时，又感喟此书在后世流传中的坎坷遭际，“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然亦千万中之一二也”（《广阳杂记》卷四），大有珠玉蒙尘的痛惜与怅惘。倘若从读者的角度推求个中缘由，想来首先是因为郦道元撰著此书，虽以载录自然水道为要旨，可行文之际旁搜远绍，涉及中古时期大量文献，难免令人望洋兴叹而为之却步；其次则是由于全书留存了大量疑难，虽递经明清以来大批学者的深入研判，有些重要环节依然聚讼纷纭，让人莫衷一是而无所适从。就我本人而言，尽管囫囵吞枣般披览过全书，对相关研究也稍有涉猎，但未见庐山真面目的感受总是隐约萦绕心间。近日获读李晓杰教授的新著《〈水经注〉通识》，恰好借此梳理了不少纷繁的头绪，更廓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认知，感到受益匪浅。前人议及郦道元辛勤搜求的工作，曾有“旁萃曲收，左摭右采”之论（黄省曾《刻水经序》），若借用过来评价本书，也相当贴切。全书虽仅有区区十二万字，却要言不烦，允称精当，既能穷原竟委，对历代考较成果加以裁定，又能发凡起例，就未来研究趋势予以展望，对初学者颇具指引门径之功。尽管因篇幅所限，作者无法逐一详述其立论的依据，但稍事寻绎相关的学术渊源，就不难感知其间斟酌损益的严谨态度。
清乾隆刻本郦道元《水经注》
要系统详备地介绍郦道元及《水经注》的各方面情况，显而易见需要充分掌握前人探究的成果。围绕历代郦学研究的成果和得失，前人其实已经做过不少全面细致的总结。举其要者，如郑德坤撰《水经注引得序》（载《水经注引得》卷首，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汪辟疆撰《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连载于1940年《时事新报·学灯》第六十九、七十期），陈桥驿撰《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收入《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收入《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吴天任著《郦学研究史》（艺文印书馆，1991年）等，都堪称条理清晰且内容翔实的上佳之作。只是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些论著非但不易搜寻，而且也略嫌繁冗。有鉴于此，本书采取博观约取、删繁就简的原则，在精炼的表述中尽量融汇整合各种不同意见。如关于《水经注》成书的确切时间，由于史籍阙载，迄今并无定论。本书第三章《〈水经注〉的成书与编纂》撮要介绍了胡适、贺昌群、陈桥驿、徐中原、张鹏飞、森鹿三等中外学者的意见，最后强调各家结论虽有出入，但所涉时代区间差异并不大，“倘认为《水经注》这部书撰成于郦道元被害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应该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去不远”，既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学术信息，又以圆融通达的视角来消弭彼此分歧，令读者不至于过分纠缠在琐碎的细节之中。又如《水经注》在流传过程中卷帙多有颠倒错乱，清初全祖望为此多次校订过全书，“卷次俱有别裁”（《五校本题辞》）；戴震踵续其事，“取注中前后倒紊不可读者，为之订正”（《水经考次》）；今人王成组也怀疑“郦氏原稿可能稍有杂乱”，并尝试调整卷第顺序，以便读者“认清本书所述水系分布的全貌”（《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第五篇《地理专著的典型——北魏至明末》第一章《郦道元著〈水经注〉——著述方法和重要贡献》第二节《流传情况和编次方式》，商务印书馆，1988年）。本书充分吸取前人的意见而又加以汇总修正，特意通过大幅折页的形式，列表展示调整前后的卷次变化，使得读者一目了然，得以按图索骥。
吴天任《郦学研究史》
遇到各家意见难以调和的时候，本书则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审慎合理的甄别。如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总结自己的工作，自称“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王成组觉得郦氏所述“基本上只是缀集资料的纸上谈兵，并非亲自去访问察看”（《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第五篇《地理专著的典型——北魏至明末》第一章《郦道元著〈水经注〉——著述方法和重要贡献》第一节《作者身世和〈水经〉来历》），并没有给予过高的评价。与此相反，吴天任却认为书中记录多“亲历亲见之例”，“非闭户执笔，扣槃扪烛者，所可同日而语”（《郦学研究史》六《〈水经注〉撰述前之准备——实地考察与广搜文献》），陈桥驿更是强调“野外考察是郦道元治学方法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水经注》获得如此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郦道元评传》第七章《郦道元的治学方法》第三节《野外考察》，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本书第三章在仔细玩索原文后，并没有为了表彰郦道元的成就而右袒后出的吴、陈两说，而是认定郦氏所云“不能单纯理解为实地考察，而应当看作是他在众多历史资料中爬疏”，“脉其枝流”云云“便是他爬疏史料的具体方法”，全书记载“主要来源不是实地走访而是各种文献资料”，对此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并无浮词虚美。又如《水经注》征引各类文献数量颇夥，向来被视作辑佚渊薮，可是引录典籍的确切数量却言人人殊。明崇祯年间严忍公刻钟惺、朱之臣、谭元春三家评点本《水经注》，卷首列有《水经注所引书目》，合计仅有一百六十七种。今人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重新统计，共辑得书名三百七十五种。郑德坤《水经注引得序》提出郦氏引书共四百三十七种；其后在《水经注引书考》（艺文印书馆，1974年）中再经覆核，修正为四百三十六种（内有六种仅有撰者姓名而无书名），并依照四部类别编排顺序以便检索。陈桥驿《〈水经注〉文献录》（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又在郑著基础上删汰增补，著录文献数量增至四百七十七种，另据地理、历史、人物、图籍等名目分类。本书第四章《〈水经注〉的内容与价值》在介绍文献学方面的情况时也没有片面追求多多益善，经过一番权衡比较，最终在正文中采纳了郑氏的结论，而又以夹注的方式将陈氏的意见提供给读者参考。究其原委，想必是因为郑德坤在早年编纂《引得》时，就逐字逐句反复爬梳过全书，《引书考》又后来居上，对所列典籍均“详考其著录流略，作者卷帙，得失存佚，厘然咸具”（吴天任《水经注引书考序》）。陈桥驿尽管也做过类似的考订工作，但或许暗存争胜之心，有时不免贪多务得。其《文献录》开篇便将《山经》《西次四经》《中山经》《海外西经》《海内东经》《大荒西经》等出自《山海经》的篇章悉数作为独立的典籍，不加区分地与《山海经》等量齐观而纳入统计，恐怕就有些考虑欠周。
陈桥驿《郦道元评传》
在参酌前辈学者的研究时，作者并不亦步亦趋，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裁断。《水经注》记录的历代政区地理资料极其丰富，有些内容在正史地理志中阙载，尤其值得重视。乾嘉时期的学者毕沅就已经指出郦道元在裒辑史料时“类皆搜采广博”（《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序》），有裨于考订史实。晚清王先谦也格外称道郦注“于汉世郡县，端委并包，曲折贯串”（《合校水经注序》），认为足以弥补《汉书·地理志》的缺漏。今人陈桥驿经过细致的文献排比，同样注意到“郦注记载的包括县在内的各级行政区划在补正各史地理志方面的价值”（《〈水经注〉记载的行政区划》，收入《水经注研究》）。在编著《〈水经注〉地名汇编》（中华书局，2012年）时，他还为此特意设立“州、郡国、县——《水经注》记载的行政区划”这一门类，以便学者检核覆按。本书第四章在考较书中地名问题时，尽管也肯定郦氏采摭史料颇丰，“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对这一时期政区地理资料的收录方面”，但更强调对此“尚应持审慎的态度加以鉴别”，而其关键则在于能否“正确区分与考订书中所载政区资料的不同时代与准确性”。作者本人在这方面其实早已身体力行，在其专著《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以及参撰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周振鹤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就有不少既酌取《水经注》史料而又续加考辨的地方。所以在书中提出这样的主张，固然受到前人和师长的启发——如钱大昕就曾批评郦氏“虽勤于采获，未必皆可尽信”（《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周振鹤也曾提到“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道元所长”（《西汉政区地理》下篇《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地区沿革》第四章《岭南诸郡沿革》第一节《象郡沿革》，人民出版社，1987年）——但毋庸赘言也和作者治学中的切身经验息息相关。
陈桥驿《〈水经注〉地名汇编》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作者近十余年来率领团队致力于重新校勘笺释《水经注》，并尝试在此基础上绘制新的《水经注图》，已经先后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汾水涑水流域诸篇》，科学出版社，2020年；《洛水流域诸篇》，科学出版社，2021年），主撰《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目前又正在主持编绘《水经注图集·汾涑渭洛卷》。这一系列最前沿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成果，也都取精用宏地融入《通识》之中。如引言《〈水经注〉是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和第五章《〈水经注〉的流传与版本》先后择要介绍了现存主要版本的概况和演变，几乎就是《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一书具体而微的展现。而其中居然没有论及王先谦的名著《合校水经注》，乍读之下颇让人费解。因为王著自问世之后就备受推崇，陈桥驿评价其“熔郦学各著名考据学派成果于一炉，以便后学，厥功甚伟”（《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即可见一斑。不过本书对此略过不提，倒并非一时疏忽，而是因为作者正裒聚诸本开展《水经注》的汇校工作，对不同版本的渊源递嬗和优劣得失均已了然于胸。在他看来，《合校》虽然便于取用，但按语繁冗，不仅割裂原文，而且大多并无创见，“故整体来看，此书在校勘上的价值不大”（《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今本系统·清本 殿本之后”），将其舍弃也就理所当然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水经注〉新研》，从文本校勘、史源探究、地理考释、地图新绘四方面着手，以平实晓畅的语言来陈述艰深的专业知识，融入了许多《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中的研究心得，通过典型个案呈现其团队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参考大量考古发掘成果，并借助GIS数据分析和3D制图软件等技术，对不少《水经注》所载的水系流域和水利工程做了精准细致的复原工作，显现出迥异于传统郦学的新气象。
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
稍作比勘之后，不难发现《通识》还融入了作者一些新发现，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此前的研究成果。如在《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中，“古本系统·明本”部分只列有五种明钞本（《永乐大典》本不计在内），而《通识》第五章的“古本系统”里又补充介绍了一部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钤有“徐氏家藏”阴文印的明钞本，认为“此书一般著录为‘清钞本’，恐非”，并指出该本与其他明钞本一样，对恢复古本《水经注》的原貌颇具价值。令人稍觉遗憾的是在第七章中配发的《〈水经注〉主要版本源流示意图》，直接引自《古本与今本》而没有作相应的增补，以致前后失据，未能相互照应。大概是考虑到这部徐藏钞本的断限尚未成为定谳，才不得不如此处理吧。《古本与今本》中使用的部分配图，也在《通识》中做了更换。其中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的书影，原用周一良主编《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所收明末钱允治钞配本，此次改用台北“国图”所藏原刻本；近人王国维批校本《水经注笺》的书影，原用赵万里过录的《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中华书局，2014），此次替换成吉林大学图书馆藏王国维校本原稿。作者精益求精的良苦用心，通过这些细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晓杰、杨长玉、王宇海、屈卡乐《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
《水经注》内容相当丰富，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即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可能悉数精熟通晓，要撰写一部合格的“通识”之作谈何容易。晓杰教授主攻历史地理学，在这方面的介绍自是当行出色。而与此同时，他又能统揽全局，左右采获，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居然也非常熟悉。比如第四章在缕述《水经注》各方面的研究价值时，提到此书“是研究汉语史的珍贵材料”。郦道元的记录确实如实反映了当时大量特殊的语言现象，清初顾炎武在《音学五书·音论下·南北朝反语》中就已经注意到了。只是事涉专门，研讨非易。本书作者尽管并不谙悉此道，但很善于取长补短，在介绍时充分参考了张永言《〈水经注〉中语音史料点滴》（收入《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对书中所见反切、音变等音韵现象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当然，如果求全责备的话，不妨再留意一下陈新雄的《郦道元水经注里所见的语音现象》（收入《锲不舍斋论学集》，学生书局，1984年），该文钩稽的材料略有超出张文范围者，部分结论也与张氏不尽相同，足资比勘对照。
陈新雄《郦道元水经注里所见的语音现象》
通览全书，确实多有宏通精审之论，但若吹求一番，也不无可商之处。本文最后不揣谫陋，拟提出几点阅读时的感受，谨向晓杰教授请教。
首先，书中内容略有重出，似乎尚待进一步修订。本书的基础原是作者应邀为袁行霈主编的某大型丛书撰写的《水经注》（科学出版社，2022年）一册的导论，在《结语：新时代〈水经注〉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中提到，“《水经注》现被纳入大型文化传播工程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之中”，显然还留有删削未尽的痕迹。书中其余增补的内容，想必也各有依凭。这些原本相对独立的内容在汇总结集时则稍欠剪裁，如在第三、六、七章中就反复出现过围绕郦道元序言中“访渎搜渠”涵义的辨析，第四章诠释郦道元所述“伏流”“重源”的内容又重见于第六章，有时甚至连遣词造语也未做改换，读来稍觉重复累赘。
其次，个别介绍不够完备，或许还可以稍加补充。如引言中述及清代轰动一时的戴震、赵一清相袭案，提到“经相关学者的长期论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终将这一学术公案划上了句号”，却未予明确说明。原以为这是作者预设的伏笔，目的是留下悬念以待后文揭晓。没想到在第六章《传统郦学研究》梳理历代研究史时，也只提到由戴震主持其事的殿本“卷入到‘戴赵相袭’案的聚讼纷争之中，令其学术价值打了不少折扣”，对其中详请依然语焉不详。戴、赵之争不仅在郦学史上影响深远，在整个传统学术史上也极为引人瞩目，杨守敬、郑德坤、胡适、吴天任、陈桥驿等大批名家都曾撰文考论其事，而又各执一端，意见相左。本书若能对此事始末原委稍作说明，不仅可以替读者释疑解惑，对时下学界盛行的剿袭之风也当具有一定的儆戒意义。
最后，在使用个别术语时偶有舛误，恐怕还需再加斟酌。比如第六章中说传世的几种明代钞本“皆为影宋本”，就不够严谨。所谓“影抄本”特指用轻薄透明的纸张覆盖于底本之上，将原书文字乃至版框、栏线、鱼尾等都逐一描摹下来。现存的这几种明钞本虽然很可能都是依据宋本传抄而来，但细审书中所附书影的字体、行款，大概都不能轻易地称作“影宋本”。前人在鉴定这些钞本时态度就相当谨慎，王国维在论及朱希祖藏本时仅称“明抄本”，认为“盖即从宋刊本抄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观堂集林》卷十二《明抄本水经注跋》）；瞿镛在描述其藏本时则谓之“旧钞本”，考其来历也是“从宋刻钞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一）；陆心源介绍其藏本为“明蓝格钞本”，并推测系“从宋本传录”（《仪顾堂续跋》卷八《冯己苍校宋本水经注跋》）；韩应陛在其藏本的跋语中也只说“书系旧抄本”，“系从别刻完善宋本未经脱简者抄出”（邹百耐纂《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史类》），都没有说是“影宋本”。尤其是瞿、陆、韩三家，均庋藏丰富而精于赏鉴，自家藏本若为影宋钞本，在其书目、题跋中都会明确注明，绝不会如此疏忽大意。再举一个相沿已久，以致作者也因此失察而致误的例子。本书第一章中说起“《淮南子·地形训》中，集中提到了三十七条河流的发源情况”，第六章中又提及“《淮南子·精神训》中也有‘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的记载”，可与《水经注》相互印证。其实清人姚范在《援鹑堂笔记》卷五十已经对《淮南子》篇章名称提出过质疑：“疑‘训’字高诱自名，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诱序中所云‘深思先师之训也’。《要略》无‘训’字。（引者按：《要略》为《淮南子》全书最末一篇，内容系概述前二十篇要旨，在提到篇名时都无‘训’字。）”今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1923年）、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都曾援引姚说而深表认同。蒋礼鸿《续〈淮南子校记〉》（收入《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又从高诱注中搜集到大量内证，指出“注文凡引《淮南》篇名皆无‘训’字”，即使偶有例外，“作‘训’者，后人辄改之耳”，更进一步证成姚说。覆按上述的两处内容，均出自《淮南子》原文而非高诱注，在称引篇名时显然都应该删去“训”字。诸如此类，尽管略嫌饾饤琐屑，为读者考虑，还是应该加以改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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