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弗里登今早打来电话，我们讨论了疫情的各个方面。”这是安东尼·福奇在2020年2月8日写下的私人日记，时隔数年才被曝光。他接着写道：“我们俩都认为，这种病毒的行为更像一场严重的流感，其分母远大于当时统计的34867例，使得病死率（CFR）更接近0.2%到0.3%，而不是2.0%。”根据日记记载，当时全球报告了34687例感染、724例死亡，换算下来恰好是略高于0.2%的死亡率。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福奇在国会宣誓作证时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2020年3月11日，福奇出席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根据官方记录，他一开始就说：“当你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数据综合起来看，这次疫情的整体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三。最初是先报2%，然后是3%。”面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迈克尔·克劳德的追问，他进一步将新冠病毒与季节性流感的致死率进行比较：“我认为，如果把所有轻微症状或无症状的感染者都计算在内，死亡率可能会下降到大约1%，这意味着它比季节性流感致命十倍。我觉得这样人们就能直观地理解它的威胁了。”
从私下笔记的0.2%—0.3%，到公开陈述的约1%，两者之间相差了数倍。福奇在日记里自己算出的病死率是基于“分母远大于34867”这个前提，而当时能确认的病例数仅有三万多。他在2月8日就已经倾向认为新冠病毒的实际感染范围被严重低估，因此分子仍然是724例死亡时，分母一旦扩大，死亡率就被拉低到零点几个百分点。但这个逻辑在国会听证会上并没有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给出“大约1%”并强调它是流感的十倍。
这些日记内容随着福奇的个人文件被公开而浮出水面。现年85岁的福奇因领导美国新冠疫情应对的方式，以及据称与武汉病毒实验室之间的关联，多年来一直受到严格审查。他即将再次前往国会山，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就这些最新披露的个人记录接受质询。届时，议员们很可能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在掌握内部估计数据后，仅仅几周就在宣誓之下对法律制定者讲述了一个明显更高的死亡风险。
同一批日记里，福奇还细致地记录了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影响力变化。2020年5月21日，他写道：“《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大篇幅文章，非常讨人喜欢。我在国内外的名气正爆发式增长，真的难以想象。”就在同一个时期，死于新冠的美国人数正急剧上升。他将声望的急速攀升称为“爆炸性的”，并坦承这种受人瞩目的程度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从2月8日的私下估计到3月11日的国会作证，时间跨度不过一个月，但福奇给出的关键风险指标却在公共场合显著跳升。彼时美国本土的病例才开始零星涌现，政府正在决定下一步的公共卫生措施。在此背景下，疫情严重性的官方口径对全社会防控力度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如今，当日记揭开个人记录与公开表态之间的落差，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信息的不一致，究竟是基于后来数据的快速变化，还是其他考虑？
日记中记录的病例数和死亡数本身也印证了福奇当时的私人判断。他用全球34687例和724死计算出的0.2%病死率，恰恰对应了后来许多血清抗体调查所揭示的——早期感染基数被严重低估。如果他当时在国会就详尽分享这一推断，或许公众对新冠真实威胁的讨论会呈现完全不同的走向。然而历史没有假设。3月11日那个“约1%”和“十倍于流感”的表述，此后数月间被反复引用，成为大规模封锁和个人防护措施的关键科学支撑。
福奇在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成了美国抗疫的代言人，先后服务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直至2022年退休。日记中所透露的对个人名声的细致追踪，与他公开讲述的科学客观形象形成了某种张力。当被问及日记中这些内容时，他的支持者或许会说，任何人在那样的高压之下记录真实感受都无可厚非；而批评者则认为，这恰好暴露出一种在危机中过度关注自我形象的心态。
周三即将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无疑将就这些日记细节展开新一轮交锋。委员会成员预计会要求福奇解释：在2020年2月就能推算出的极低病死率，为什么没有更早地传达给决策层和公众？日记里与汤姆·弗里登的共识，是否意味着美国疾控中心高层内部其实清楚疫情可能并不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致命？以及，那些关于个人媒体报道和名气巅峰的日记段落，是否反映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存在个人影响力的考量？
无论上述问题的答案最终如何，这批日记已经将一桩纠缠已久的争议重新推至聚光灯下。一位负责国家层面传染病应对的最高官员，私下做的判断与他在摄像头前、在誓言约束下说的完全不在同一量级。对正在回顾那三年历史的人们而言，这些被曝光的日记不仅是了解福奇内心真实想法的窗口，也再次拷问着公共健康危机中科学沟通的透明度。在信息层层把关、公众极度依赖官方说法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百分点的数字偏差，落到现实中都可能意味着无数企业和学校的关闭、国际航线的切断以及数以亿计的个人生活轨迹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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