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风还带着些许凉意，我拎着那个用了七八年的旧行李箱站在自家楼下，仰头望着五楼窗户透出的暖黄色灯光。那是厨房的位置，此刻应该飘着我熟悉的葱花香。可我的心却像被冰水泡过，冷得发颤。
我和陈建国结婚十二年，从城中村的出租屋到这套八十平米的小两居，日子虽然平淡，却也没少过一口热饭。他在汽修厂当技工，手上总有洗不掉的机油味，我则在步行街的服装店当导购，站一天下来脚后跟磨得生疼。日子是紧巴巴的，但每个月发了工资，他总会带我去巷口那家川菜馆吃一顿水煮鱼，辣得我俩直吸气，却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家川菜馆换了老板，水煮鱼的味道变了，我和陈建国的话也越来越少。他迷上了钓鱼，周末天不亮就背着渔具出门，晚上回来满身河腥味。我让他洗澡，他不耐烦地说“等会儿”，然后就瘫在沙发上刷手机。我让他少抽点烟，他嘴上答应，转天我在他外套口袋里翻出半包红双喜。鸡毛蒜皮的小事攒多了，像厨房角落里用久了的那块抹布，怎么洗都带着股馊味。
冷战是从上个月十五号开始的。那天是我生日，我自己都忘了，下班回来路上买了块小蛋糕，想着晚上两人分着吃。推门进屋，陈建国坐在饭桌前，桌上摆着两个菜，一碟花生米，一盘炒青菜，还有半瓶喝剩下的二锅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扒拉碗里的饭。
“今天发工资了？”我问。
“嗯。”
“买了条新鱼竿？”
“嗯。”
我忍着气坐到他对面，把蛋糕盒子放在桌上。“我过生日，你知道吗？”
他愣了愣，筷子顿了一下。“哦，忘了。明天给你补上。”
“补？十二年了，你哪年不是‘补’？去年说带我去看油菜花，推到今年花都开过了；前年说换台新冰箱，到现在那台旧的嗡嗡响得像拖拉机，你倒好，三千块的鱼竿说买就买！”
陈建国把筷子“啪”地拍在桌上，那声音像耳光抽在我脸上。“我天天在车底下趴着给你挣饭吃，买根鱼竿怎么了？嫌吵你回你娘家住去！”
“娘家？”我冷笑，“我妈走了五年了，我爸去年又找了一个，我回哪儿？回你妈那儿听她念叨我肚子不争气？”
“谁让你生不出！”这句话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吼完他自己也愣住了。
我抓起蛋糕盒子扔进垃圾桶，转身进了卧室，“砰”地摔上门。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房间传来他打呼噜的声音，一下一下，像钝刀子割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已经去上班了，茶几上压着两百块钱，下面一张字条：“去买点好吃的。”
我把字条撕了，钱原封不动推到他那边床头柜上。从那以后，我们就像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租客，各做各的饭，各洗各的衣服。他晚上下班回来，我假装睡了；我早上出门，他还在打呼噜。家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响，那声音确实越来越大了，像我们的日子，摇摇欲坠。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我心里堵得像塞了团棉花，上班时帮客人试衣服，手都在抖。店长李姐看出我不对劲，塞给我一包纸巾：“小苏，女人不能太委屈自己，出去散散心。”
可我能去哪儿呢？我的手机通讯录翻了两遍，大学同学嫁人的嫁人，去外地的去外地；以前要好过的同事，自从我调了班次也渐渐疏远了。最后，我的手指停在“周明”这个名字上。
周明是我在服装店认识的。那时他刚接手他姑妈留下的那家奶茶店，就在我们店隔壁。他常来买衣服，说给他表妹挑，后来熟了才知道他根本没表妹，就是找个由头跟我聊天。周明比我小三岁，没结婚，留着寸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见谁都客客气气。他管我叫“苏姐”，店里进了新款式，我让他帮着看看哪个好看，他就一本正经地评论，逗得我前仰后合。
陈建国知道周明，见过一两回，没说什么。但有次我跟周明微信多聊了几句关于某个电影的事，陈建国半夜翻我手机，第二天阴阳怪气地说：“你那个‘干弟弟’挺闲啊，不用看店？”我当时气得发抖，又把手机里周明的聊天记录全翻出来给他看，他哼哼两声走了。那之后，我跟周明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在隔壁碰见点个头。
现在想来，或许从那时起，我和陈建国之间就像一件洗了太多次的毛衣，看着还在身上，其实已经松垮得兜不住风了。冷战后的第十八天，我发了条朋友圈：“有时候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谁也别找我。”配图是窗台上那盆快枯死的绿萝。
十分钟后，周明发来微信：“苏姐，怎么了？来我店里坐坐？新调了款百香果茶，你肯定喜欢。”
我没回。又过了十分钟，他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喂？”我声音哑得像砂纸。
“苏姐，你在哪儿？我听着不对劲。”
“在家。”我窝在沙发上，盯着电视里重播的《乡村爱情》，赵四又在抽筋似的跳舞，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出来透透气吧，”周明的声音很温和，“我请你喝奶茶，顺便给我参谋参谋，店里想换个装修风格，你是做服装的，审美比我强。”
我犹豫了一下，起身看了看卧室方向。陈建国今天晚班，不到十一点不会回来。我换了件外套，把手机揣兜里，轻手轻脚出了门。
奶茶店离我家三站公交，店名叫“等风来”，门脸不大，但周明在门口摆了几盆绿植，夏天还会开紫花，路过的人看了心情都好。我到的时候他正往黑板价目表上写新品，看见我来了，他把粉笔一扔，从柜台后面端出一杯粉红色的饮料。
“尝尝，百香果加玫瑰，我瞎调的。”
我吸了一口，酸甜的，带着花香，眼泪却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
周明慌了，手忙脚乱地抽纸巾。“苏姐你别这样，我，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不用。”我擦了把脸，“就是太久没人跟我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在他店里坐到打烊，没说什么具体事，就是说心里堵。周明也没多问，把店里那张旧沙发拖出来让我靠着，自己去后厨洗杯子。水流哗哗响着，他隔着帘子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讲他姑妈当初开这店时多不容易，讲他最近在学着做芒果班戟但总是失败。我靠着沙发，听着这些琐碎的话，心里那块冰好像化了一点。
“苏姐，”临走时周明站在门口，夜风吹起他T恤的下摆，“你什么时候想过来坐都行，我这店开到十一点呢。别一个人扛着。”
我点点头，往公交站走。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没有陈建国的消息，没有未接来电。我自嘲地笑了笑，把手机又塞回兜里。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请了假，在家里待了一整天。陈建国早上出门时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都没说。防盗门关上那一刻，我听见自己的心也跟着“咔嗒”一声落了锁。
傍晚周明又发来消息：“苏姐，今天店里做了芒果班戟，成功了，给你留着呢。”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个“好”字。
那是我去周明店里的第三天。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从我回复那个“好”字开始，我走进了一个自己都没想到的局里，前面等着我的，是整整二十天见不到家门的日子。
去周明店里的频率越来越高，起初只是晚上去坐坐，后来白天也去。他店里生意不忙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靠窗的位置，他教我泡茶，我教他搭配店面装饰。周明很细心，看出我爱吃芒果，每次都会留一份芒果班戟给我，有时是成功了的，有时是烤焦了的，不管怎样我都吃得干干净净。
“苏姐，”有一天他突然认真地看着我，“你跟姐夫是不是吵架了？”
我正在喝他新调的蜂蜜柚子茶，被问得呛了一下。“没什么大事，就是……就是日子过闷了。”
“我看你每次来都心事重重的。”周明把擦桌子的抹布搭在水池边上，“你要是不想回家，我这儿有个小隔间，以前我姑妈住过的，收拾一下能睡人。”
我抬起头看他，他连忙摆手：“你别误会苏姐，我就是看你状态不好。一个女的晚上在街上晃也不安全，你要是不嫌弃，先住几天缓缓。”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陈建国居然在客厅等我。他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他没看，茶几上放着两盒没拆封的牛奶。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他的语气不算差，但也不热乎。
“上班，还能去哪儿。”我换鞋，没看他。
“我问了李姐，你这周休了三天假。”
我后背一僵。他把烟灰缸推过来，里面是几个烟头。“苏梅，你到底怎么了？”
我转过身，望着这个跟我睡了十二年同一个被窝的男人。他眼袋明显了，鬓角有了白头发，那件灰色夹克还是三年前在批发市场买的，袖口都磨毛了。他手里攥着一个东西，我仔细一看，是张银行卡。
“这个月奖金，本来想给你买条金项链的。你去年说想要。”
我心里某个地方揪了一下，但嘴上却更硬了。“我不要金项链，我要听你跟我说句话，别每天回来跟个闷葫芦似的。你宁愿对着河里那些鱼说话都不愿意跟我说！”
陈建国的脸沉下去，把那卡往桌上一扔。“我嘴笨你又不是不知道，非逼我干什么？过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你那些弯弯绕绕的，我不懂。”
“你不懂？周明怎么就能懂？”
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但收不回来了。陈建国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周明？你又跟他搅在一起了？我就说那小子没安好心！”
“他只是拿我当姐姐！”
“姐姐？你看他看你的眼神，当他瞎还是当我瞎？”陈建国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米七五的个头在我面前像堵墙。“苏梅我告诉你，你是我老婆，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谁不三不四？周明自己开店做生意，正正经经的，比你强多了！你除了会修车还会什么？”
“啪！”陈建国的手拍在茶几上，那两盒牛奶震倒了，滚到地上。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的青筋都凸出来。“那你去找他！找他过你的好日子去！”
我冲进卧室，拉开衣柜，把几件换洗衣服塞进包里。陈建国跟到门口，手按在门框上，拦住了我的去路。
“让开。”我说。
“苏梅……”
“让开！”
他让开了，低着头，肩膀塌下去。我拎着包从他身边挤过去，听见他轻轻说了句：“你走了就别回来。”
我顿了一下，没回头。“不回来就不回来。”
防盗门在身后关上时，我没哭。下了楼，走出小区大门，夜风灌进领口，我抱了抱胳膊，掏出手机给周明发了条消息：“你那个隔间，我能去住几天吗？”
消息发出去三秒，周明回了：“钥匙在门口地毯下面，你先进去，我马上关门回来。”
我在他家楼下等了他十分钟。他骑着电动车赶来，看见我拎着包站在路灯底下，什么也没问，只说了句：“上去吧，被子我前几天刚晒过。”
那晚我睡在周明家的隔间里，窗外是陌生的街景，隔壁隐约传来他翻书的声音。我以为自己会哭，但没有，只是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手机放在枕头边上，屏幕一直黑着。陈建国没打电话来，也没发消息。微信安静得像座坟。
周明把主卧让给了我，自己睡在客厅沙发上。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发现餐桌上放着豆浆油条，还有一张字条：“苏姐我去开店了，你多睡会儿。冰箱有鸡蛋。”
我咬着油条，咸的，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落在豆浆碗里，晕开一小圈涟漪。
在周明家住的头几天，我几乎不出门，就待在那个七八平米的隔间里。周明怕我闷，把他姑妈留下的老式收音机找出来，拧到音乐台，每天下午播些八十年代的老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邓丽君的歌声从那个落满灰的喇叭里淌出来，像隔着时光的河。
我其实没地方可去。服装店的工作我辞了，那天早上给李姐发了条微信，说家里有事要处理，暂时不能上班了。李姐问要不要帮忙，我说不用。她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个“保重”。
第四天傍晚，周明提着菜回来，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做饭。我倚着隔间门框看他，他系着一条印着卡通猫的围裙，笨手笨脚地切土豆，切出来的片有厚有薄。
“我来吧。”我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刀。
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我就会煮个面，炒菜是真不行。”
我熟练地把土豆切成均匀的薄片，又拿过两个番茄，去皮切块。油热了，葱姜爆香，番茄下锅炒出红油，再倒水、下面。周明在旁边看着，啧啧嘴：“苏姐你真厉害。”
“结婚十几年，不会做也练会了。”
锅里的面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香味弥漫开来。周明去阳台收了衣服，叠好了放在我床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天他除了没进过那扇隔间的门，其余什么都帮我做了——换灯泡、通下水道、甚至把我那双开胶的鞋拿到修鞋摊上补了。
“周明，”吃饭时我放下筷子，“我住在这儿，你女朋友会不会有意见？”
他正往嘴里扒拉面条，闻言呛了一下。“我没女朋友啊。”
“怎么可能，你条件也不差。”
“前两年谈过一个，嫌我守着这家小破店没出息，跟人跑了。”他说得很随意，嘴角还带着笑，但我看见他拿筷子的手指紧了紧。“后来就不想了，先把店干好再说吧。”
我沉默了。我们俩吃完了那碗面，谁都没再说话。窗外天色暗下来，远处的霓虹灯次第亮起，五颜六色的光映在玻璃窗上。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闪烁着“陈建国”三个字。
这些天，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我看着那个名字，手像被冻住了。电话响了七八声，我没有接。然后它安静了，屏幕暗下去。三秒后，又响了。我还是没接。周明看了我一眼，起身把碗筷收拾了去厨房洗，给我留出空间。
第三个电话我没有接，第四个也没有。第五个的时候，我关了机，把手机面朝下扣在桌上。
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稳，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梦见陈建国在河边上钓鱼，突然连人带竿滑进水里；梦见我跑到河边去拉他，却怎么也够不着他的手；梦见河水很冷，他沉下去时眼睛还睁着，望着我，嘴唇一张一合说什么，可水灌进去，我听不见。
我惊醒时是凌晨三点，出了一身冷汗，后背的睡衣都湿透了。隔间的门缝里透进来客厅的微光，周明似乎醒着，传来他轻轻翻身的声音。我拧开台灯，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一本旧书。我拿出来翻了翻，是他姑妈留下的《家常菜一百道》，书页泛黄，有几页还沾着油渍。
鬼使神差地，我开机了。微信上涌进来一堆消息，大部分是各种群聊的，还有李姐问我最近好不好的。陈建国只发了一条，时间是昨晚十点：“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盯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没有“对不起”，没有“我错了”，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跟往常一样硬邦邦的，像他修车用的扳手。
我没有回复。
第七天，我出门了。周明说店里有个新来的小姑娘总弄错配料比例，让我去帮忙盯一下午。我换了他姑妈留下的一件碎花衬衫，对着镜子把头发扎起来。镜子里的女人眼窝凹陷，法令纹深了，但精神比前几天好了一些。
奶茶店下午没什么人，我坐在吧台后面，教那个叫小莉的姑娘做百香果茶。“先放果酱，再倒茶，冰最后加，顺序不能乱。”小莉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一脸认真地拿笔记。看着她，我想起自己刚到服装店时也是这样，什么都记在本子上，生怕出错。
周明在门口卸新到的杯子，满头大汗。我递了条毛巾过去，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
“苏姐，你帮我看看这个。”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张图纸，“我想把靠墙那面刷成墨绿色，然后在这儿装几排书架，放点杂志什么的，你觉得呢？”
我看了看，提出几点建议，比如灯光可以换成暖色调，书架旁边放两张舒服的沙发椅。周明听了连连点头，恨不得当场就画新的图纸。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些恍惚。这些天在周明这里，我好像暂时忘了自己是陈建国的妻子，忘了我其实是个三十二岁、没有工作、跟丈夫闹翻了的中年女人。我帮周明设计店面，教小莉做奶茶，甚至跟他一块儿去菜市场买菜，跟卖菜的大妈讨价还价。日子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小区里飘的柳絮。
可这种轻飘飘的感觉下面，我知道是空的。就像周明做的芒果班戟，看着漂亮，咬下去里面是空的，没有馅儿。每天晚上回到隔间里，手机一响，我的心就揪起来。
第十天下午，我正帮周明刷墙，穿着件旧T恤，头发用报纸折的帽子包着，手上沾满了墨绿色的涂料。忽然听到门口有人叫：“苏梅？”
我一回头，手里的刷子差点掉地上。来的不是陈建国，是刘娟——我们以前住城中村时的老邻居，现在搬到了隔壁小区。她穿着件枣红色的羽绒马甲，烫着卷发，挎着个菜篮子，显然是路过。
“哎呀真是你！”刘娟往店里看了看，又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和周明之间来回扫了一下。她脸上笑着，可那笑意没到眼睛里。“你怎么在这儿？好久没见你了，陈建国前两天还跟我家老张打听，说你出门了，问你回来没。”
我擦了把脸上的汗，涂料的痕迹蹭到了额头上。“我……我帮朋友装修店呢。”
“朋友？”刘娟转头看向周明，“这位是？”
“我是苏姐的朋友，这店是我开的。”周明伸出手，语气客气但没笑。
刘娟握了握，又转回来看我，压低声音：“苏梅啊，你跟建国吵架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住这儿可不太合适……”
“娟姐，我过几天就回去了。”我打断她，脸上的笑有些僵。
“那就好，那就好。”刘娟又说了几句闲话，菜篮子一晃一晃地走了。她走出十几步，我听见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苏梅”“周明”“奶茶店”几个词还是飘了过来。
我站在墨绿色的墙壁前面，忽然觉得那颜色刺眼得很，像泼了一面墙的胆汁。
那天晚上周明买了啤酒和烧烤回来，我们坐在他店门口的小马扎上吃。夜市刚开，对面卖烤串的烟飘过来，又香又呛。
“苏姐，”周明开了一瓶啤酒递给我，“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苦的。“不知道。”
“姐夫那边……”
“别提他。”我说。
周明不说话了，低头用竹签拨弄地上的石子。过了好一会儿，他轻声说：“苏姐，其实我……”
“周明，”我打断他，“你什么都别说。”
他看了我一眼，眼底有些什么东西闪了闪，然后低下头，把剩下的啤酒一口闷了。那晚我们没再聊这些，就着烧烤说了些有的没的，什么他姑妈年轻时开店遇到过的奇葩客人，什么隔壁卖煎饼的大爷追跳广场舞的大妈追了半年还没追到。夜风把笑声吹散了，可我笑得肚子疼时，眼角却渗出泪来。
从那天开始，我尽量避免和周明单独待在店里。白天他说要去买材料，我就主动说留下来看店；晚上他说一起吃饭，我就推说没胃口回隔间待着。周明察觉到了，没说什么，只是每天依旧在餐桌上留一份早点，芒果班戟还是照做，只是不再问我好不好吃。
我心里乱得很，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球，理不清头绪。我到底想怎么样？回那个家吗？回去之后呢？继续跟陈建国冷战，等他那句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软话？可要是不回去，我能一直赖在周明这里吗？邻里邻居的闲话，周明将来还要结婚成家，我能不管不顾吗？
这些念头白天黑夜地缠着我，让我睡不着。第十五天的夜里，我实在熬不住，把周明姑妈那本菜谱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最后停在一页写满字的空白页上。那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今天老周说想我了，让我回去。我不回去，他脾气那么臭，回了他又不改。可是小宝想爸爸了。算了，明天再说吧。”
这是周明姑妈的字迹。我捧着这本菜谱，忽然鼻子一酸。几十年前，也有一个女人跟我一样，坐在这个隔间里，面对同样的困境。她最后回去了吗？我不知道。周明从没提过他姑父的事，我只知道他姑妈一个人把这店开到六十多岁，后来身体不好才交给周明。
我拿出手机，翻到陈建国的聊天框。那上面只有他发的那条“你什么时候回来？”，其余的都是空白。我在输入框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又打，又删。最后我熄了屏，把手机扔到枕头底下。
第二天早上我睡过了头，醒来时已经快九点。推开隔间的门，客厅里安安静静的，周明应该去店里了。餐桌上除了豆浆油条，还放着个信封。我拿起来一看，里面装着两千块钱，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苏姐，你别多想。这是你这些天帮我忙的辛苦费。你要是想回去了，随时可以走。要是暂时不想回，这儿永远有你的房间。”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啪嗒啪嗒砸在信封上，把钢笔字晕染成小小的墨花。
那天下午，周明让我去他店里取个东西，说他忘带钥匙了，让我帮忙送一下。我换了衣服下楼，沿着走了半个月的那条路拐过街角，刚走到店门口，就看见一辆熟悉的面包车停在路对面。
那辆银灰色的五菱宏光，后保险杠上有一道刮痕，是去年我学倒车时蹭的。陈建国的车。
我站在奶茶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钥匙，心跳得跟擂鼓似的。面包车的驾驶座门开了，陈建国走下来。他瘦了一圈，胡子拉碴的，穿着件我没见过的深蓝色外套，大概新买的。他站在车边上，隔着一条马路，望着我。
我们也隔着一条马路，望着对方。
路中间有车来车往，自行车铃铛叮叮响着，一个小贩推着糖葫芦的车子慢悠悠经过。这些声音像隔了一层玻璃，嗡嗡的，不真切。我看见陈建国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他没有喊出来。他只是看着我，眼眶好像有点红，又好像是被风吹的。
那一刻我才注意到，他右手小指上缠着纱布。他是修车的，手上常年有伤，但那纱布是新的，白得扎眼。
我迈下台阶，往他那边走。刚走了两步，周明从店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个快递盒子，看见我，又看见了路对面的陈建国。他的脚步顿住了，站在门口，像一尊雕像。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周明什么都没说，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快递盒子放在地上，转身回了店里。卷帘门哗啦一声半拉下来，像一幅落下的幕布。
我继续往前走，穿过马路，走到陈建国面前。我们相距不到一米，风吹过来，带着他身上熟悉的机油味，还有一股淡淡的药味。
“手怎么了？”我问。
“换轮胎，压了一下。”他的声音沙哑，像几天没喝水。
“看医生了吗？”
“看了。”
沉默。又是沉默。还是沉默。
“苏梅，”陈建国开口了，这是他十几年来头一回用这种语气叫我的名字，软塌塌的，像那两盒滚到地上的牛奶，“回家吧。”
我没说话。
他笨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来。是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坠子是一朵小梅花，俗气，但亮闪闪的。
“那天买的，”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你说想要，我就去买了。后来……后来你不接我电话，我就一直揣在身上。”
我握着那个盒子，链子很轻，可手却沉得抬不起来。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这个跟我同床共枕了十二年的男人，他额角的皱纹深了，鬓角的白发多了，他站在那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不狼狈的。
“陈建国，”我的声音在抖，“你会改吗？你的臭脾气，你的倔，你……”
“我改。”他打断我，抬起头来，眼睛里头有水光，“你教我，怎么改。我笨，你教我。”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止都止不住。路过的行人好奇地看着我们，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放慢了脚步，又不好意思地加速走开了。我站在三月的风里，哭得像个傻子，而陈建国伸出手，用他没有缠纱布的那只手，笨拙地替我擦眼泪。
“那鱼竿……”我抽抽噎噎地问。
“卖了。”他说，“那天晚上你走了，我就把它砸了。后来想想不值当，卖二手了，换了三百块钱，给你买了这个。”
我攥着金项链的盒子，看了看身后那间半拉着卷帘门的奶茶店，又看了看面前这个眼眶通红、手指缠着纱布的男人。我深呼吸了一口气，把盒子塞进口袋，然后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回家吧。”我说。
他反手握紧我，那力道大得像要攥出水来。我被他牵着往面包车那边走，走了两步，我停下来，回头对着奶茶店的方向大声说了句：“周明！钥匙在门口地毯下面！”
店里没有回应。但过了几秒，卷帘门下面伸出一只手，摆了摆。
我转回头，上了陈建国的面包车。车里的味道是我熟悉的，座椅上还落着他抽烟掉的烟灰，收音机开着，放着不知哪个频道的评书，讲的是隋唐英雄传，秦琼卖马。陈建国发动了车，手在方向盘上微微地抖。
“慢点开。”我说。
“嗯。”
车子慢慢驶出那条街。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奶茶店的招牌越来越小，“等风来”三个字渐渐模糊成一个点，最后消失在拐角。后视镜里还有别的东西——我看见陈建国偷看了我一眼，嘴角轻轻地、轻轻地往上弯了一下。我假装没看见，扭头望向窗外。
街景在倒退，行道树新发了嫩绿的芽，骑着电瓶车的外卖小哥风一样掠过去，公交站台上有个老头在逗笼子里的八哥鸟。这是我生活了三十二年的小城，街角那家包子铺还冒着热气，卖花的阿姨在路口摆了一桶一桶的康乃馨和雏菊。一切如常，可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回家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陈建国把收音机关了，车里安静下来。我靠着车窗，看着路边渐次亮起的路灯，一颗一颗，像谁在夜空中钉了发光的钉子。口袋里那条金链子硌着大腿，有点硬，有点凉。
车子拐进我们小区的时候，保安老张探头出来看了一眼，认出我们，笑着摆了摆手。陈建国按了下喇叭回礼。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路，我们一前一后上了五楼。他掏钥匙开门时，手还在抖，捅了两下才把锁打开。
门推开，屋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是关久了不通风的味道。茶几上还摆着那两盒牛奶，已经过保质期了。电视遥控器掉在地上，电池都摔出来了。厨房水槽里泡着两个碗，水面结了一层油膜。窗台上那盆绿萝彻底枯了，叶子黄透了，一碰就碎。
这就是我的家，乱糟糟的，灰扑扑的，跟所有普通人家一样，跟所有过了十二年的日子一样，旧了，破了，需要修修补补。
陈建国站在客厅中间，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等着挨骂。我把包放在鞋柜上，走过去，伸手把他那件深蓝色外套的领子整了整。
“明天把绿萝换了吧，”我说，“再买盆新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连连点头，嘴角的那个弯度终于彻底翘了起来。“买，买两盆！”
我去厨房烧了壶热水，给他泡了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我们坐在沙发两头，电视没开，就安安静静地喝茶。茶叶是去年他同事从杭州带回来的龙井，已经不太新鲜了，但热水冲下去，还是飘出淡淡的豆香。
窗外有小孩在楼下追逐打闹，笑声飘上来，脆生生的。隔壁传来炒菜的声音，葱花香隐约可闻。我捧着杯子，暖意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陈建国喝了口茶，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跑去卧室，翻箱倒柜半天，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袋排骨和几棵青菜。
“我前两天买的，”他摸着后脑勺，“想着你爱吃排骨，就……就买了。不会做，一直在冰箱冻着。”
我看着那袋冻得硬邦邦的排骨，又看着他一脸局促的样子，忽然就笑了。我笑得停不下来，弯着腰，眼泪都笑出来了。陈建国被我笑得莫名其妙，也跟着嘿嘿地傻笑起来。
那天晚上，我解冻了排骨，做了红烧排骨和青菜豆腐汤。饭桌上我们面对面坐着，他吃得狼吞虎咽，我一筷子一筷子地给他夹菜。电视开着，放的是本地新闻，播音员在讲今年春季招聘会的情况。这顿饭吃了很久，窗外夜色浓了，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来。
晚上躺回那张睡了十几年的大床上，陈建国的呼噜声又在耳边响起来，一高一低，还是那么难听。可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闻着那股混合着洗衣粉和烟草味的熟悉气息，忽然觉得，这声音其实也没那么讨厌。
后来的日子，我们慢慢学着重新过。陈建国的脾气还是一样倔，但每天下班回来，会主动跟我说两句厂里的事，哪个客户的车进了水，哪个同事家的狗生了崽。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但比从前那个闷葫芦好了一些。他戒烟戒了半个月，后来又偷偷抽上了，我假装没发现，只是偶尔把他的烟换成薄荷糖。
我没再回服装店上班，自己在家附近找了个早餐店的活儿，每天凌晨四点半起来去帮忙包包子，到上午十点收工。工资不高，但离家近，而且包子铺老板娘朱姐是个爽快人，从不计较那些有的没的。陈建国有时候中午回来吃饭，就顺路去买两个包子，还故意让朱姐多给我算钱。
“你傻啊，又不是自己家的店。”我说他。
他嘿嘿笑，帮我系围裙带子。“我愿意。”
那条金项链我戴了几天又收起来了，怕弄丢。陈建国看见了，没说什么，但第二天给我买了个带锁的小首饰盒，地摊上那种，五块钱一个，塑料的，还印着朵大红花。我把项链放进去，摆在梳妆台上，每天擦灰的时候都顺手抹一下。
周明的奶茶店我还是会路过，偶尔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一眼。有次他正好在门口搬货，看见我，抬手打了个招呼。我点了点头。我们谁都没停下脚步。
后来听小莉说，周明谈了个对象，是附近小学的老师，常来店里喝奶茶。再后来，据说店里的装修真按照我当初提的建议改了，墨绿色的墙，暖黄色的灯，靠墙摆了两排书架。我去买过一次奶茶，是下班路上顺便的。周明在后厨忙，出来的是那个女老师，她笑着问我要什么，我说百香果茶。
“加玫瑰吗？”她问。
“不加，原味就行。”我说。
女老师手脚麻利地做好递给我，我扫码付了钱，端着杯子往外走。周明正好从后厨掀帘子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苏姐来了？”
“路过。”我举了举杯子，“生意挺好。”
“还行。”他搓了搓手，指了指柜台后面，“那个，新调的蜂蜜柚子茶，你要不要尝尝？”
我看了看手里的百香果茶，又看了看他。“下次吧。”
“行。”他点头，想了想又补了一句，“随时来。”
我推门出去了。春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街上人来人往，有个小女孩举着风车从身边跑过去，风车呼啦啦转着，五颜六色的。我端着那杯百香果茶往家走，走到楼下时仰起头，看见五楼厨房的窗户开着，陈建国探出半个身子朝我喊：“买了排骨！晚上炖！”
“知道了！”我也朝上喊。
邻居赵阿姨正好下楼扔垃圾，笑眯眯地看着我：“小苏，你们两口子可真热乎。”
我笑了笑，没解释什么，拎着奶茶上了楼。陈建国已经系着那条卡通猫围裙在厨房忙活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跟周明学了几招，排骨炖得居然有模有样。我把奶茶放桌上，过去帮他把葱切了，我们挤在那个小小的厨房里，胳膊碰着胳膊，谁都没说话。
灶台上的火苗呼呼燃着，排骨的香气漫开来，混着窗外飘进来的青草味儿。日子就像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泡，说不上多精致，但热乎，管饱。
后来我想起那二十天，就像做了一场不长不短的梦。梦里有苦的、酸的、甜的、涩的，醒来后都成了生活里的佐料。我跟陈建国偶尔还会吵架，他偶尔还会脾气上来摔门出去，但不会再让我一个人走了。他学会了在我生气的时候，笨手笨脚地去厨房下一碗面，虽然盐总是放多，但我每次都吃完。
至于那条金项链，我打算等结婚纪念日再戴。到今年秋天，我们就整整十三年了。
窗台上新换的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垂下来，油绿油绿的，在风里轻轻晃。我看着它，忽然想起那天在奶茶店门口，陈建国站在马路对面，手指缠着纱布，眼眶通红地望着我。
那是我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也是我这辈子觉得他最好看的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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