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世纪末最后一年，我妈急得像我要在千禧年之前绝后一样。三天两头托人介绍，终于把我按在国营饭店二楼的卡座里，对面坐着一个据说是纺织厂会计的姑娘，介绍人姓王，是我妈广场舞姐妹的远房表妹。

我那天穿了件我妈逼我买的海澜之家，深蓝色夹克，领子立着，头发用摩丝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硬邦邦地杵在椅子上，浑身不自在。对面那姑娘也差不多，白色毛衣，头发扎着，低头看茶杯，偶尔抬一下眼睛，又飞快地垂下去。介绍人王阿姨在中间左右调和，说小陈啊这是我们老林家的独苗，本科毕业，在二轻局上班，稳定的很。又说小徐啊这姑娘手巧，会打算盘，人也老实。

我全程"嗯嗯"地点头，余光瞟对面，总觉得哪里见过。

王阿姨看气氛还行，就起身说去楼下买包烟，让我们年轻人自己聊。她提着包下了楼，脚步声一级一级消失在木质楼梯的尽头。

卡座里安静了两秒。

对面那姑娘忽然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嘴角抿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表情太熟了。她脚在桌子底下动了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小腿骨上就挨了结结实实一脚。

"嘶——"我倒抽一口冷气，猛地缩腿。

她身体前倾，压低声音，眼尾那一颗极小的痣在饭店昏黄的灯光下晃了我一下。

"林建国，叫你装。"

我愣了三秒。然后脑子里轰的一声，所有的碎片哗啦啦拼到一起。九十年代初，市一中，初三（肘二）班，靠窗第三排，我同桌。那个每次我上课打瞌睡就拿圆规尖扎我胳膊的徐晓鸥。那个因为我叫她"小海鸥"追着我满走廊跑了八圈的徐晓鸥。那个毕业那天往我文具盒里塞了张纸条、上面写着"祝你考上好高中"的徐晓鸥。

十年了。

她剪了短发，瘦了，脸上婴儿肥没了，眉眼长开了，可那颗痣还在。笑起来右边嘴角比左边高的那个弧度还在。看人时下巴微微扬起来、带着点挑衅的劲儿还在。

"徐……徐晓鸥？"

"不然呢？"她往后一靠，二郎腿翘起来，歪着头看我，目光里全是看热闹的意思，"你刚进来我就认出来了，就你搁那儿装，跟个木头桩子似的，还'我叫林深，在二轻局工作'——"她捏着嗓子学我说话，学完自己先笑了，"还林深，你初中不叫林建国吗？什么时候改的名？"

"高中改的，"我摸了摸鼻子，觉得脸有点烧，"建国太土了。"

"哦，现在不土了，林深。"她故意把"深"字咬得很重，眉毛挑着，"深海里的深是吧？装深沉。"

"你也没好到哪去，"我缓过劲来了，熟悉的那种怼她的感觉回来了，"还'纺织厂会计，会打算盘'，你初中数学及过几次格？"

她一脚又要踹过来，我提前把腿缩到椅子底下。她踹了个空，笑出了声，声音脆生生的，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她翻了个白眼，"我妈让我来的，说人家小伙子条件好，让我收收性子好好相一回。我寻思来看看能有多好，结果——"她上下扫了我一眼，嘴角那个弧度又翘起来了，"就你？"

"就我怎么了？"

"你初三英语考过38分，抄我答题卡才及格。"

"那你还给我抄了呢。"

她愣了一下，然后"嘁"了一声，别过脸去看窗外。窗外是淮海路，1999年的路灯还是那种圆圆的白色灯罩，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有卖糖葫芦的推着车慢慢走过。

"你后来考上哪个高中了？"我问。

"一中啊，直升。"她转回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呢？"

"我去了三中。"

"三中？"她皱眉想了想，"哦，就那个校风很差的？"

"嗯，"我点头，"高二还跟人打过一架。"

她差点把茶喷出来："你？打架？林建国？初三被隔壁班胖子推一下都不敢还手的那个？"

"胖子推我那次，"我看着她，"是你冲上去骂人家的吧？我记得你骂了五分钟，把胖子骂哭了。"

她闭嘴了。低头看茶杯，耳根慢慢红了一点。饭店的吊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把她的碎发吹起来一点，又落下去。

"所以你毕业给我塞那个纸条，"我声音低下去，"是几个意思？"

她猛地抬头，瞪着我："什么纸条？我忘了。"

"祝你考上好高中。就这一句。我留了三年。"

卡座里安静了。楼下传来王阿姨跟人打招呼的声音，好像是在跟卖瓜子的讨价还价。徐晓鸥的手指在茶杯沿上划圈，一圈，两圈，第三圈的时候她开口了。

"我那时候想写别的。"

"写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里映着吊扇一圈一圈的影子。十年前那个坐我旁边、扎马尾、圆规尖永远精准扎我胳膊肘的姑娘，和面前这个穿白毛衣、眼尾有痣、桌下踹了我一脚的女人，在那一刻叠到了一起。

"忘了，"她说，垂下眼睛，"十几年了谁还记得。"

"你刚刚说十年。"

"要你管。"

王阿姨终于上来了，手里捏着一包红梅，笑着问我们聊得怎么样。徐晓鸥一秒切换回那个文静的纺织厂会计，微微低头，声音温温柔柔的："挺好的，王阿姨。"

我在桌子底下伸手，碰了碰她的膝盖。她不动声色地挪开，但脚尖在下面轻轻踢了我一下。

那一下很轻，跟她十年前用圆规扎我一样轻。

1999年的夏天快结束了，淮海路的梧桐叶子开始发黄。我跟徐晓鸥从国营饭店出来，王阿姨识趣地先走了。我们沿着马路慢慢走，自行车从身边叮铃铃地骑过去，卖晚报的在街角喊"晚报晚报，八毛一份"。

"林建国，"她走着走着忽然叫我旧名字。

"嗯？"

"你相亲几个了？"

"算上你，四个。"

"成了几个？"

"没成。"

她没说话，但嘴角好像往上弯了一点。路灯亮了，把她影子拉长，跟我的影子挨在一起，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连成一片。

"你呢？"我问。

"你是第五个。"

"前四个呢？"

"没成。"

她踢了一下脚边的小石子，石子骨碌碌滚到路边。晚风从淮海路那头吹过来，带着煤炉子和炒栗子的气味。

"那——"我开口。

"你闭嘴，"她头也不回，声音却带着笑，"别问。我也不知道。"

我们继续往前走。世纪末的黄昏里，两个相了五次和四次亲都没成的人，并排走在梧桐树底下。她的手垂在身侧，我的手也垂着，中间隔着十厘米的空气，和一整个从1990到1999年的、谁都没说出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