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人们认为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放水年，其实政策还是很克制，并没像大家预言的继2008年后再来一次史诗级的放水。
2008年的货币宽松政策是4万亿，按今天的GDP总量，要增加到18万亿，但政策2025年合计新增政府债务11.86万亿。专家集体表示不过瘾，黄奇帆建议再加10万亿用于收储房产，李稻葵建议30万亿，主要是置换地方债。
真要放水到30万亿这个量级，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事。
李院长为了支持他的观点，开启了煽情的节奏，认为中国14亿人口中，有7亿人是低收入群体，大多在农村，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很多人一辈子没坐过高铁，没坐过飞机，想买一辆车，想买一套房，需求是有的。
什么叫需求是有的，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低级错误。
经济学的需求，一律谈的是有效需求，而不是潜在需求，不是主观愿景，潜在需求无限大，因而没有经济学意义。当我口渴时，想喝下整个大海，实际喝起来也就一杯，这句话可以改写为：当我梦中时，想买下整个低空经济，醒来后才发现基础养老金每月只有163元，也就是一瓶智利干红的消费。我们谈需求，一定是有效需求。
凯恩斯在《通论》里讲得很清楚，能拉动经济的不是“想要”，而是“买得起”。7亿人期待有暖气、有空调、坐高铁——这是“意愿”，而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必须是有支付能力支撑的购买意愿。一个月领163元基础养老金的人，就算给他看再多低空经济的宣传片，他的有效需求依然是零。
李稻葵用这种煽情方式来论证“应该放水”，是在给自己的主张贴道德标签，没必要。
中国的问题不是银行里打转的钱少，而是重生产，轻消费，钱没流进居民口袋，李院长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了四十年，中国已经成了第二大经济体，还会有7亿庞大的根本喝不起智利干红的群体，强大的GDP经济为什么无法实现从生产的到消费的闭环。
中国经济差不多所有问题，追问下去都在分配，财政主导的再分配中缺少刚性约束，比如，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占比，我们不缺少制造飞机的能力，缺少的是让绝大多数人都有钱坐飞机的收入水平。
没有分配的刚性约束，钱印得越多，K型分化越强，而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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