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资考据一人之族谱，罔顾万千英烈之忠魂，此所谓“研究”者，其心安在？
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以《莫言家世考证》为题，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经费35万元，耗时六年之久，至2022年方告结项，结项等级为“优秀”。
六年，三十五万，国家级重点项目——只为考证一个人的家世渊源。
该项目成果洋洋洒洒，考证出莫言家族原籍高密管家苓芝，1912年因曾祖父诉讼败诉举家迁至河崖平安庄；梳理其父母、兄弟姐妹及祖父三兄弟支系；考证其小学辍学、自学、后入军艺的履历；甚至考证出其处女作发表于1981年《莲池》第5期。研究不可谓不细致，考据不可谓不翔实。
然则，此等“研究成果”，于国于民，究竟有何裨益？
古人云：“务虚名而处实祸。”今人则“务虚名而费公帑”，以国家社科基金之重器，行考据一人族谱之末技。
莫言家世之详略，与其文学成就之高下，果有必然之关联乎？纵使考证出莫言祖上三代种种，于民族复兴、文化传承，又有几斤几两的分量？
一对比，高下立判
正当这35万元被用于考证莫言家世之时，另一边的景象却是——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存在明显不足：社会投入有限，资料匮乏；关注点多聚焦重大战役和高级将领，基层官兵记录少；专业力量参与不足，影响访谈深度与质量。
英烈个体形象缺乏深度挖掘，呈现方式和路径较为单一。
一批红色资源面临保存风险，遗址遗迹保护缺失，无名烈士陵园墓地遭到破坏，英烈生平事迹宣介不足，逐渐湮没无闻。究其原因，经费投入较少，保护意识不浓。
一边是35万“重金”考据一位在世作家的家世，一边是无数英烈史料因经费不足而湮没尘封。
两相对照，岂不令人扼腕？
杜工部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今移用于此，可谓“学府公帑充考据之资，荒野忠骨乏立传之费”。
英烈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其事迹却无人深挖；莫言获一诺奖，其家世便有人争相考据。此等轻重倒置，岂非学术之耻？
因人设项，学术媚态
此项目之所以立项，原因再简单不过——莫言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若无此奖，便无此项目。这哪里是学术研究的正常逻辑？分明是因人设项、趋炎附势的学术投机。
对一个作家的研究，本应以作品为中心。从成长环境、家世背景等角度阐释作品主题，未尝不可；但有必要耗费六年光阴、挥霍三十五万公款，形成一部“煌煌巨著”么？
搞清楚莫言的成长环境，理解了其作品主题的诠释，于现实有何裨益？是否意味着要培养下一个莫言，就必须复制其生长环境？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术研究之“勤”，当勤于探求真理、服务社会；若勤于攀附名人、考据琐碎，则与“嬉”何异？学术之“思”，当思国计民生、文化传承；若思一人之族谱、一家之兴衰，则与“随”何异？
重考据轻思想，价值几何
该项目负责人程光炜教授，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如此资历、如此地位，本当引领学术风尚、关注重大课题，却将精力投入一人之家世考证。
有论者谓此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然则学术空白何其多也——抗战英烈中无数无名英雄的事迹有待发掘，红色资源中大量濒临消失的史料亟待抢救，革命先辈的精神谱系需要系统梳理。
这些真正的学术空白不去填补，偏偏去填补一人族谱的“空白”，岂非舍本逐末？
古人治学，讲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今之治学，竟沦落到“究一人之族谱，通一家之兴衰，成媚俗之书”的地步。学术尊严，扫地以尽。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以三十五万公款、六年光阴，求一人之家世详考，犹缘木求鱼，终无所获——于国无益，于民无功，于学术无补。
英烈们“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其事迹精神，才是真正值得深挖的学术富矿。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无名英雄，那些在历史中湮没的红色记忆，哪一个不比一位在世作家的家世更值得三十五万？
望学术殿堂中诸君，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莫再以国家之公帑，行一人之私事；以学术之名义，饰媚俗之心态。 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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