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大顺，今年三十四，在省城锦绣路那个叫“翡翠湾”的工地上开塔吊。
认识春梅那天，我刚从塔吊上下来，浑身汗臭，安全帽一摘，头发像水洗过一样贴在头皮上。她蹲在工棚门口的砖垛子旁边洗碗，穿一件褪了色的红格子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小臂上沾着洗洁精的泡沫。
工地上女人少，能见到的基本都是食堂帮厨的大姐，或者包工头带过来的老婆。春梅不一样，她是一个人来的，给瓦工班做饭，听说跟包工头刘德胜沾点亲戚，什么亲戚谁也说不清。
那天太阳毒，我渴得嗓子冒烟，走到水龙头那儿想接点凉水喝。她抬头看我一眼，说了句：“别喝生水，屋里有凉白开，我给你倒。”
声音不大，带着点川渝口音，软绵绵的。
我没当回事，说了句谢谢，继续拧水龙头。她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转身进了身后的工棚，再出来时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满满一缸子白开水，还冒着点热气，但不算烫嘴。
“喝吧，晾了大半天了。”
我接过来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缸子，抹了把嘴，这才正眼看了看她。三十出头的样子，脸盘子周正，眉眼之间有点苦相，但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给人一种踏实过日子的感觉。身板不算单薄，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人，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渍。
“谢了。”我把缸子递回去。
“不客气，都在一个工地干活，互相照应。”她接过缸子，又蹲回去继续洗碗。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从工友张胖子嘴里听说了春梅的事。她老家在四川达州那边的一个山沟里，男人在矿上干了七八年，去年矿洞塌方人没了，赔了十几万，但钱被公婆攥着，说她要是改嫁就一分不给。她有个儿子，今年六岁，跟着公婆在老家。她一个人跑出来打工，什么活都干过，饭店洗过碗，电子厂焊过电路板，后来跟着刘德胜老婆到了工地上做饭。
“命苦啊。”张胖子咂了一口散装白酒，叹了口气。
我没接话，闷头扒饭。工地上谁命不苦？我爹妈走得早，十六岁出来混，啥活没干过，到了三十好几，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成，银行卡里存不住钱，一有点积蓄就被老家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惦记。我早看透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挺好。
但是春梅做的饭确实好吃。
工地的食堂是给大伙吃的，大锅菜，油水大但味道寡淡，肉片切得薄得能透光。春梅是给瓦工班那十来个人单独做小灶的，食材自己买，工钱从瓦工班的伙食费里扣。她的灶台就搭在工棚旁边的一个小棚子里，两张桌子拼起来当案板，一个煤气灶，一口大铁锅，做出来的饭菜香味能飘半个工地。
我有时候路过，她会喊我：“大顺，吃饭没？没吃过来凑一口。”
一开始我不好意思，推辞了几次。后来有一次加班卸钢筋，干到晚上九点多，食堂早关门了，我饿得前胸贴后背，厚着脸皮去敲了她那个小棚子的门。她还没睡，在煤油灯底下缝衣服，看见我来，二话没说就起来烧水下面条，还往里面卧了两个鸡蛋。
那碗面我到现在还记得，面条筋道，汤底是中午剩的排骨汤，上面飘着一层油花和葱花，吃起来烫嘴又香。
我吃面的时候，她就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借着煤油灯的光缝扣子。灯光把她的侧脸照得柔和，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春梅，你这手艺，去开个小饭馆都够了。”我一边吃一边说。
她笑了一下，没抬头：“哪有那本钱，能攒够钱把我儿子接出来就行了。”
“你儿子现在跟着爷爷奶奶，还好不？”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针停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才说：“电话里说还行，就是......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闷头把面吃完了，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钱放在桌上。她看了一眼，把钱推回来：“一碗面，用不着。”
“那不行，不能白吃你的。”
“真不用。”她把钱塞回我手里，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掌心，又迅速缩回去，“都在一个工地，谁能没个难时候？你以后要是想吃啥了，提前跟我说，我给你做。”
我从她棚子里出来的时候，天上星星很亮，工地上的探照灯把塔吊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攥着那二十块钱，在路边站了好一会儿。
从那天起，我去她那儿吃饭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她也不计较，有时候我下班晚，她给我留饭菜，用一个大碗扣在锅里，碗底还压张纸条，写着“热一下再吃”。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没念过几年书，但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工地上的日子苦，但人跟人之间处熟了，总会生出一点暖和气来。瓦工班那帮人开我俩的玩笑，说刘大顺你干脆跟春梅搭伙算了，一个开塔吊一个做饭，多般配。春梅听见了也不恼，抄起锅铲假装要打人，嘴角却带着笑。
我嘴上说别瞎扯淡，心里却慢慢活泛起来了。
转折发生在入秋之后。
那天我下班早，去镇上买烟，回来的时候路过她住的那个小棚子，听见里面有男人说话的声音。我心里一咯噔，鬼使神差地放轻了脚步，凑到窗户边上听。
“春梅，你这大半年往家里寄了不少钱吧？”是包工头刘德胜的声音。
“嗯，攒了一点。”春梅的声音听着有点闷。
“我跟你说的事你考虑得咋样了？我老婆那边你放心，她在老家带孩子，管不着这边的事。你跟了我，吃穿不愁，比一个人硬撑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
“德胜哥，你别说了。”春梅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你帮过我，我心里记着，但这个事不行。你有老婆孩子，我不能做那种事。”
“哎呀你咋这么死心眼......”
“德胜哥，”春梅打断了他，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东西，像是忍耐了很久的疲惫终于浮了上来，“我是死了男人的女人，名声本来就不值钱，但我不想作践自己。你要是觉得我在这儿干活不合适，我明天就走。”
棚子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刘德胜的声音软了下来：“行行行，算我没说。你接着干你的，当我今天没来过。”
门开了，刘德胜低着头快步走出来，差点撞上站在窗边的我。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躲闪，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我站在那儿，心口堵得慌。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她那儿吃饭。我自己在食堂打了一份，坐在工棚门口吃，菜凉了油凝成白花花的一片，吃在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吃到一半，春梅端着一个搪瓷盆子过来了，里面是红烧肉炖土豆，还在冒热气。
“咋不来吃饭？给你留的。”她把盆子放在我旁边，在砖垛子上坐下来。
“不饿。”我闷声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说了句：“你听见了？”
我没吭声。
“听见了就听见了。”她低下头，用手指搓着围裙的边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出来混，这种事谁没遇见过。”
“你咋不答应他？”我冷不丁问了一句，说完就后悔了，语气里那点酸溜溜的味道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
春梅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点意外，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被人误打了又被看穿了心里想法的笑。
“刘大顺，你这个人，心里想啥都写在脸上。”她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灰，“菜趁热吃，凉了又得热一遍，费煤气。”
她转身走了，背影被工地的灯光拉得又细又长。我看着那盆红烧肉，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肥而不腻，咸淡刚好，好吃得让人想哭。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她要是真跟了刘德胜，我心里不得劲；可她不跟刘德胜，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跟她非亲非故，充其量就是在她那儿蹭过几顿饭的交情。
但是第二天中午，我还是照常去了她那儿。
她看见我来，什么都没说，从锅里盛出一大碗米饭，上面盖着青椒炒肉丝，肉丝切得细细的，青椒炒得油亮亮的，一看就是用了心的。
吃饭的时候，她在旁边择豆角，忽然开口说了一句：“大顺，我问你个事。”
“嗯？”
“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我被这没头没脑的话问得一愣，筷子停在半空中：“什么咋样？”
“就是......”她抿了一下嘴唇，像是在措辞，“我这个人，干活勤快不？做饭好吃不？过日子实在不？”
“都挺好。”我说了实话。
“那就行。”她低下头继续择豆角，耳朵尖却红了，“那咱俩搭伙过日子，你觉得中不中？”
我差点被一口饭呛死。
“咳咳咳——”我咳了半天，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呛的还是臊的，“你说啥？”
“搭伙过日子。”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我，眼神坦荡得反而让我不知所措，“就是你在工地上挣钱，我给你做饭洗衣裳，两个人凑在一起过，比一个人强。你要是愿意，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这个棚子，要是不愿意，就当我说了句胡话。”
她说话的时候手里还在择豆角，手指头动作稳稳当当的，好像只是在说“今天豆角三块钱一斤”这样寻常的事情。但我看见她脖子上那道细小的筋在一跳一跳的，暴露了她内心的紧张。
“我......”我脑子乱成一锅粥，“我一个月工资也就六千出头，刨去吃喝剩不下几个钱，你图啥？”
“图你是老实人。”她把手里的豆角放进盆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我来工地快一年了，见过的人多了。偷奸耍滑的，占便宜的，嘴上花花肠子比面条还长的，什么人都有。就你，吃了我的饭非要给钱，看人眼睛不敢直勾勾地看，心里想什么脸上全挂着。”
她顿了一下，声音放轻了：“大顺，我不图你的钱。我图你这个人，图跟你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那天下午我没去上班，跟工头请了半天假，一个人跑到镇上的河边坐了一下午。
河边有片小树林，地上铺满了落叶，踩上去沙沙响。我蹲在河堤上抽烟，一根接一根，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春梅说的那些话。我活了三十四年，不是没有过女人，但都是三两天就散了的那种。工地周边的洗头房里一百块钱一次的那种不算，正经跟你搭伙过日子的，一个都没有。
我知道春梅是个好女人，勤快，本分，会疼人，长得也不差。但我也知道她有一个儿子，在老家跟着公婆，她心里最惦记的就是那个孩子。她跟我搭伙，说到底还是为了在这个地方有个依靠，有个能喘气的地方。这不丢人，在工地上混的人，谁不是在找依靠？
可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的是自己担不起这个依靠。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掐灭了最后一根烟，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做了决定——去他妈的，我一个光棍汉，有什么好怕的？人家一个女人都敢开口，我要是怂了，以后还怎么在工地上混？
我回了工地，直接走到她那个小棚子门口。门没关，她在里面切菜，菜刀落在案板上笃笃笃的，节奏匀称。我站在门口，她抬头看见我，手上的刀停了一下。
“想好了？”她问。
“想好了。”我说，“搬过来。”
她低下头继续切菜，菜刀声重新响起来，但我知道她在笑，因为她切菜的节奏乱了，好几刀都切到了同一个位置。
我们就这样搭伙了。
说是搭伙，其实就是我把铺盖卷搬到了她那个小棚子里。棚子不大，隔成了两间，外间是灶台和一张吃饭用的小桌子，里间是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搭起来的床。她在床中间拉了一道布帘子，帘子这边是她，那边是我。
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闻着帘子那边传来的洗衣皂的味道，怎么都睡不着。工地安静下来了，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更远的地方有火车经过的汽笛声，悠长得像一声叹息。
“大顺，睡了没？”帘子那边传来她的声音。
“没。”
“我也没。”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大顺，我跟你说个事，你听了别往心里去。”
“你说。”
“我儿子的事。”她的声音在黑暗里听起来有些飘忽，“他叫豆豆，今年六岁，明年就该上小学了。他爷爷奶奶对他还行，但是两个老人年纪大了，地里刨不出几个钱，全靠我往家寄的那点工资。所以......所以咱俩在一块儿，我每个月得往家里寄两千块钱，剩下的钱都听你的，你说咋花就咋花。”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老鼠跑过的窸窣声。
“不用听我的，你儿子的钱该寄寄。”我说，“我没什么用钱的地方。”
她没再说话，但我听见帘子那边有轻微的响动，像是她在翻身，又像是在擦脸。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把早饭做好了。小米粥，煮鸡蛋，一碟咸菜，还有两个白面馒头。馒头是她一大早现蒸的，掰开来还冒着热气。我坐在小桌子前，看着这一桌早饭，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从我十六岁出来混到现在，这是头一回有人专门给我做早饭。
“愣着干啥？趁热吃。”她把筷子递到我手里，自己也在对面坐下来。
我咬了一口馒头，嚼着嚼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咋了？”她看我表情不对，赶紧问。
“没事，噎着了。”我端起粥碗喝了一大口，把那股酸胀的劲儿硬生生压了下去。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跟春梅搭伙之后，我的生活像是被人拿螺丝刀重新拧了一遍，以前松垮垮的地方全都紧实了。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有热饭热菜，衣服脏了她当天就洗，破了的裤子她会拿针线缝好，针脚细密整齐，比镇上裁缝铺的手艺还好。我的工友们都说我变了个人，以前胡子拉碴、衣服皱巴巴的刘大顺，现在天天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的气色都好了。
张胖子最损，每次见了我都挤眉弄眼的：“哟，有女人就是不一样啊，你这脸都吃圆了。”
我不搭理他，但心里是美滋滋的。
春梅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她把每个月的开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柴米油盐一笔一笔记清楚，月底跟我报账，连一块钱都不会差。我说你不用这么细，她摇头，说亲兄弟明算账，该说清楚的必须说清楚。
但她也是真的节省。买菜从来不去超市，天不亮就去镇上的早市，跟卖菜的大爷大妈磨半天嘴皮子，就为了便宜五毛钱。她自己的衣服就那么几件，翻来覆去地穿，洗得都起毛了也不肯买新的。可每次去镇上，她都会给我带点东西回来，一双厚袜子，一条围巾，一瓶能擦裂口的蛇油膏，都是些不值钱但用得上的小玩意儿。
有一次我发了工资，偷偷去镇上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花了三百多。她看到之后愣了半天，然后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说我乱花钱，说自己有衣服穿，说工地上挣钱不容易。骂着骂着，眼泪就下来了，抱着那件羽绒服，肩膀一抖一抖的。
“刘大顺，你这个憨包。”她带着哭腔说，“你对自己都没这么大方过。”
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愿意。”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眼泪还挂在脸上，伸手在我胳膊上狠狠拧了一把。
那半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的半年。
每天晚上收工回来，她在棚子里等我，灶台上的锅里热着饭菜。我洗了手坐下吃，她就坐在旁边跟我说话，说今天镇上猪肉涨了五毛钱，说瓦工班那个小四川从架子上摔下来折了腿，说她给豆豆打电话了孩子又长高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但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心安，觉得日子就该是这样的。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俩躺在布帘子的两边，隔着帘子说话。她给我讲她老家的事，说达州山里的冬天冷得要命，柴火灶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着烤火，烤红薯吃。她说她小时候最馋烤红薯，她妈每次都把最大的一块给她，自己吃最小的。
“以后我带你去吃烤红薯。”有一回她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现在城里也有卖的，铁桶烤的。”我说。
“城里的不好吃。”她的声音很认真，“要山里的才好吃，用黄泥裹着，埋在热灰里慢慢煨，煨出来的红薯又甜又糯，掰开能拉丝。”
她说得那么仔细，好像那个烤红薯就在眼前似的，我听着听着就饿了，肚子咕咕叫了两声。她笑了一声，问我要不要起来下点面条。我说不用了，明天还要早起。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帘子那边传来她翻身的动静，然后一只手从帘子底下伸了过来，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块花生糖，用那种红色的糖纸包着，被她掌心的温度捂得有点软了。
“白天去小卖部买盐的时候顺手拿的，你尝尝。”她的声音从帘子那边传来，带着一点不好意思。
我把花生糖剥开扔进嘴里，甜得发腻，但我嚼得很慢，舍不得咽下去。
进入腊月之后，工地的活开始赶工期，我每天在塔吊上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下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春梅心疼我，每天晚上都给我用热毛巾敷腰，手掌搓热了给我揉，劲儿不大不小，揉得我骨头缝里都舒坦。
有一回她一边揉一边说：“大顺，等工期结束了，你想干啥？”
“没想过。”我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接着干呗，下一个工地。”
“就没想过别的？”她的手停在我的腰上，“比如，跟我在一块儿之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个问题我确实没认真想过。我是个过一天算一天的人，从来不想太远的事情，因为想了也是白想。但是春梅不一样，她是个有打算的人，她心里装着儿子，装着以后的日子，她的每一步都在为将来铺路。
“你咋想的？”我把脸从枕头里抬起来，侧过头看她。
她的手又开始揉起来，动作慢悠悠的，像是在整理思路。
“我想着，等攒够了钱，回老家县城盘个小门面，开个小吃店。”她说，“我做饭的手艺你知道的，卖个面条炒个菜，养活自己和孩子不成问题。到时候......”她顿了一下，语气里带着一点试探，“到时候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回去。”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去你们那儿能干啥？”我问。
“开塔吊啊，县城里也有工地。实在不行，跟我一起开店也行，你力气大，搬搬扛扛的活你在行。”
她说得很自然，好像这件事她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多遍，每一个细节都想好了。那一瞬间，我心里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一个一直在水面上漂着的人，忽然被人拽了一把，脚下踩到了实实在在的底。
“行。”我说，“到时候我跟你走。”
她的手停住了，然后我感觉她的身体轻轻地靠了过来，额头抵在我的后背上，隔着衣服，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温度。
那天晚上她说了很多话，说豆豆长什么样，说老家的山有多高，说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熏腊肉，说他们那儿的腊肉是全四川最好吃的。我趴在枕头上安安静静地听着，心里想的是，原来有人跟你一起打算将来的日子，是一件这么踏实的事。
快过年的时候，工地放假了。
工友们三三两两地走了，有的回老家，有的去城里找地方过年。张胖子问我回不回家，我说不回了，就在工地待着。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春梅一眼，意味深长地嘿嘿笑了两声，扛着行李卷走了。
偌大的工地一下子空了，只剩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塔吊的钢索在风里发出呜呜的响声。但我不觉得冷清，因为棚子里有春梅。
腊月二十八那天，她一大早就起来忙活，和面剁馅包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她在里面加了点剁碎的木耳和虾皮，说是她老家的做法。我帮不上忙，就在旁边打下手，剥蒜捣蒜，洗葱切葱，被她嫌弃切得粗了细了，两个人挤在那个狭小的灶台前面，胳膊碰着胳膊，倒也热闹。
饺子出锅的时候，她捞了满满一大盘，推到我跟前，自己只夹了几个。
“多吃点，过年呢。”她说。
我夹起一个饺子，吹凉了，递到她嘴边。她愣了一下，然后张开嘴吃了，一边嚼一边低着头笑，笑得眼睛弯弯的。
“好吃不？”我问。
“我自己包的，你说好不好吃？”她白了我一眼，但眼里的笑意藏不住。
那天晚上我俩坐在棚子里，守着那个小火炉，吃了一大盘饺子，喝了一瓶六块钱的老白干。外面有人在放烟花，噼里啪啦的，把棚顶映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绿。春梅喝了两口酒，脸红扑扑的，靠在被子上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大顺，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她忽然问。
我琢磨了一会儿：“图个心安吧。”
“心安......”她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这一年，就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心安。”
我心里一热，伸手去握她的手。她的手粗糙，掌心有茧，但是暖暖和和的，像一块被太阳晒过的石头。她没抽回去，反而把手指收紧了一点，扣住了我的手。
“以后都心安。”我说。
她没接话，只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年过完之后，工友们陆续回来了，工地又热闹起来。但春梅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最先注意到的是她接电话的频率变高了。以前她一个星期给老家打一次电话，用的还是工地门卫室那部座机。但是过完年之后，她隔三差五就往门卫室跑，有时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明显是哭过。
我问她咋了，她只说豆豆想她了，闹得厉害。
我没多想，以为是孩子小，离不开娘，哭闹正常。
但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整个人都变了。以前她做饭的时候哼着小曲，手脚麻利，一桌菜个把小时就能端上来。现在她在灶台前面一站就是老半天，锅里的油都烧冒烟了还愣着不往里下菜，好几次差点把菜炒糊。她的话也少了，晚上躺在床上，帘子那边安安静静的，我跟她说话她也是嗯嗯啊啊地应两声，心思明显不在。
“春梅，是不是出啥事了？”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了，直接问了出来。
帘子那边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传来她翻身的动静。
“豆豆病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肺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了。他奶奶也摔了一跤，胯骨裂了，现在躺在床上动不了。”
我腾地坐起来：“这么大事你咋不早说？”
“说了又能咋办？”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无力，“你挣那几个钱，你自己都不够花，我跟你说还不是多一个人干着急。”
这话听着扎心，但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我一个月六千块钱，刨去吃穿用度，能剩下来的少得可怜。前几天她管账的时候跟我说过，过完年到现在才存了两千多块钱，离她开小吃店那个目标还差得远。
“那现在咋办？”我问。
“不知道。”她说了这三个字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听见帘子那边断断续续有翻身的声音，知道她也没睡着，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安慰她。天亮的时候她从帘子那边坐起来，我借着晨光看见她的眼睛肿得厉害，枕头上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坐在我面前，手里端着碗，筷子却一下都没动。
“大顺，我得回去一趟。”她盯着碗里的米饭，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做一个决定，“豆豆住院需要人照顾，他爷爷奶奶都动不了了，我不回去，那个家就塌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回去多久？”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知道。也许十天半个月，也许......”
她没说下去，但我知道她没说出口的那半句话是什么——也许就不回来了。
那天下午我没去上班，又跑到河边坐了一下午。河还是那条河，树还是那棵树，但和上一次不一样的是，我心里那股子慌张压都压不住。我知道春梅这一走，就不好说了。不是她不想回来，是生活这个东西，有时候由不得你想怎么样。
晚上我回到棚子里，她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一个蛇皮袋装衣服，一个塑料袋装路上吃的，还有一个布兜子装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她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张火车票，看见我进来，把票往兜里一揣。
“明天的车。”她说。
我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放在她手里。是我下午去镇上银行取的，五千块，我全部的积蓄，本来是准备留着急用的。
她看着那沓钱，手抖了一下，然后拼命往回推：“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要，你自己过日子还要用。”
“拿着。”我把钱塞进她兜里，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豆豆看病要花钱，你在路上也要花钱，别省。”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不是那种默默流泪，是那种突然就绷不住了、浑身都在发抖的哭。她抓着我的胳膊，额头抵在我的肩膀上，哭得像个被人欺负了的小女孩。
“大顺，我对不住你。”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本来说好搭伙过日子的，现在说走就要走，我......”
“别说了。”我拍了拍她的后背，手掌能清楚地摸到她肩膀的骨头，这半年她瘦了不少，以前我没注意，“回家先把孩子的病治好，别的啥都别想。”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多半是她在说，我在听。她说豆豆小时候特别调皮，两岁就敢往猪圈里钻，差点被母猪咬了一口。说她男人活着的时候虽然挣得不多但对她挺好，逢年过节知道给她买件新衣裳。说她出来打工这一年，最难的时候兜里只剩三十块钱，饿了两天没吃饭，在饭店后门捡人家倒掉的剩菜。
“遇到你之后，我才觉得日子有点盼头了。”她的声音在黑夜里听起来闷闷的，像是把头蒙进了被子里，“你是好人，大顺，真的。”
我躺在帘子这边，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东西，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天还没亮的时候她就起来了。没有开灯，我听见她在黑暗里窸窸窣窣地穿衣服，然后轻手轻脚地开了门出去。我以为她是去上厕所，但是过了好一会儿，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小米粥的香气，还有馒头蒸熟的麦香味。
她走之前，给我做了最后一顿早饭。
我假装还在睡觉，闭着眼睛听她在灶台前面忙活。煤气灶打火的声音，锅铲碰到锅沿的叮当声，还有她偶尔吸鼻子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那个清晨所有的内容。
“大顺，我走了。”她站在里间的门口，声音轻轻的，像是在试探我有没有醒。
我紧闭着眼睛，把呼吸放得又匀又长。
她站了几秒钟，然后走了。脚步声穿过外间，打开棚子的门，又在门口停了一下。我听见她把什么东西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是门关上的声音，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工地的寂静里。
我一直等到脚步声彻底听不见了，才从床上爬起来。外间的桌子上放着一碗小米粥，两个馒头，一碟咸菜，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压着一沓钱——我昨天给她的那五千块钱，她只拿走了一千，剩下的四千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用一根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
纸条上是她歪歪扭扭的字迹：
“大顺，我只拿一千，够买车票和豆豆头几天的医药费就行。你的钱我不能多拿，你也是靠力气吃饭的人。剩下的钱你留着自己用，别乱花。冰箱里我买了两斤肉，你记得做了吃，别老吃泡面。等我那边安顿好了，给你打电话。春梅。”
我攥着那张纸条，站在空荡荡的棚子里，看着桌上那碗还在冒热气的小米粥，终于绷不住了，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出来。
她走了之后，棚子一下子就空了。
以前她在这儿的半年，我从没觉得这个棚子小，甚至觉得它还挺温馨的。但春梅一走，那些挂在墙上的锅碗瓢盆、堆在角落里的米面粮油，全都变得冷冰冰的，好像也跟着没了魂一样。
第一天我没去上班，在棚子里躺了一天。中午饿了自己下了碗面条，怎么吃都不是那个味儿——不是淡了就是咸了，面条还煮过头了，软塌塌的一坨，看着就没胃口。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半年我吃的每一顿饭，都是春梅一遍一遍调出来的味道，不是随便撒把盐搅两下就能做出来的。
第二天我去上了班，坐在塔吊上往下看，整个工地一览无余。我看见了瓦工班那个小棚子，灶台旁边的水龙头还在滴滴答答地漏水，门关着，锁了一把新锁。张胖子说我走神了，吊臂差点撞上脚手架。我赶紧打起精神，但眼睛还是忍不住往那个方向瞟。
晚上回到棚子，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发呆。帘子还在，但那边已经空了，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放着那件我给她买的羽绒服——她没带走，叠得四方四正，用一个塑料袋裹着，大概是怕落灰。
我走过去拿起那件羽绒服，翻过来看了看，发现里子上多了两个小补丁，是烟头烫的窟窿，她用颜色相近的布给补上了，针脚细得几乎看不出来。这衣服她穿了一个冬天，替我补了两个窟窿，现在又把它干干净净地还给了我。
我抱着那件羽绒服在床上坐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她那句话：“你是好人，大顺，真的。”
好人有什么用？好人连个女人都留不住。
春梅走后的第二个星期，开始有工友来问我情况了。张胖子最直接，端着饭盆子蹲到我旁边：“你那个搭伙的呢？真不回来了？”
“回老家了，孩子病了。”我低头扒饭，不想多说。
“唉，可惜了。”张胖子咂了咂嘴，“那女人做的饭是真好吃，人也好，见谁都笑眯眯的。你要是能留住她就好了。”
这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我不是没想过留住她，可拿什么留？我一个开塔吊的，一个月挣六千，连自己都养不明白，凭什么让人家带着孩子跟我过苦日子？
张胖子看出我心里不痛快，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行了，走就走了吧，想开点。改天哥带你去镇上洗头房，给你介绍一个年轻漂亮的。”
“滚。”我把饭盆子一撂，起身走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工地上的活还是那么累，食堂的饭还是那么难吃，我的衣服又开始皱巴巴的了，胡子也懒得刮，张胖子说我快恢复出厂设置了。我懒得理他，下了班就窝在棚子里，拿手机刷短视频，刷着刷着就睡着了，半夜被手机砸在脸上砸醒，摸黑脱了衣服接着睡。
有时候半夜醒了，习惯性地往帘子那边看一眼，黑漆漆空荡荡的，才想起来她已经走了很久了。
有一回我梦见她了。梦见我俩还在那个棚子里，她在灶台前面炒菜，油烟呛得她直咳嗽，我站在旁边剥蒜，她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了句什么。但我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醒来之后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急得我心里发慌。
春梅走后的第三周，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打到门卫室那部座机上的，门卫老黄在楼底下扯着嗓子喊我，说有一个四川那边打过来的电话找我。我连安全帽都没摘，从塔吊上一路小跑下来，跑得肺都快炸了。
“大顺？”电话里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哑，像是刚哭过。
“是我，你那边咋样了？豆豆好点没？”我攥着话筒，手心全是汗。
“豆豆出院了，没事了，养几天就能上学了。”她顿了一下，“大顺，我......”
我握着话筒，心跳得厉害，等着她把话说完。
“我不回去了。”她终于说了出来，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豆豆这边离不开人，他爷爷奶奶身体都不行了，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后的日子就在老家过了。”
我拿着话筒，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想说“我等你”，可我知道自己没那个资格；想说“你回来吧，我养你们”，可我又拿什么养？想说“没关系”，可明明心里疼得厉害。
最后我只说了句：“孩子没事就好，你照顾好自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声极轻极轻的抽泣，像是用手捂住了嘴，怕被我听见。
“大顺，你也是。”她说，“那四千块钱在你手里别乱花，存着，以后用得着。还有冰箱里的肉你吃了吧，再不吃该坏了。”
她还惦记着那两斤肉。
电话挂了。我站在门卫室里，手里还攥着话筒，老黄在一旁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了然。
“走了？”老黄问。
我点了点头。
“工地上的女人都这样，待不长的。”老黄点了一根烟，吐出一口烟雾，“你也别太往心里去，日子还得过。”
我嗯了一声，转身出了门卫室。外面的太阳很刺眼，工地上的灰尘被风扬起来，迷了我的眼睛。我使劲揉了两下，揉得眼睛通红，然后就往塔吊那边走，走到一半又拐了个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她那个小棚子门口。
锁还在，一把崭新锃亮的小挂锁，是她走之前买的，把门的铁扣子锁得死死的。我透过窗户的缝隙往里面看了一眼，灶台还在，锅还在，那把切菜的刀插在案板的缝里，刀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墙角还放着半袋子面粉，大概是走得太急没来得及用完。
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棚子，她不会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半瓶老白干，喝得晕晕乎乎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半夜冻醒了，发现自己连被子都没盖，就那么趴在桌上，脸下面压着那张她留下的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被我的口水洇湿了一片。
真正让我崩溃的事，发生在她走后的一个多月。
那天工地上来了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骑着电三轮在工地门口喊人。我正在塔吊上面，听见门卫老黄扯着嗓子喊我名字，说有我快递。我心里纳闷，我从来不网购，哪来的快递？
下了塔吊跑到门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纸箱子，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寄件地址是四川达州某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乡镇。我抱着箱子回到棚子里，找剪刀划开胶带，打开一看，傻眼了。
满满一箱子吃的。
腊肉、香肠、辣椒酱、泡菜、干豆角、红薯粉，还有两瓶用矿泉水瓶子装的自酿米酒。每一样都用塑料袋分装好，腊肉和香肠用报纸裹了好几层，防撞的泡沫纸塞得满满当当。箱子最底下压着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是一条手织的毛线围巾，深灰色的，线不算好，有点扎手，但织得很密实，一看就费了不少功夫。
布包里还有一封信，写在那种小学生用的田字格本子上，字迹还是歪歪扭扭的：
“大顺你好，收到箱子的时候应该快开春了，但山里还冷，围巾你戴着。腊肉是自己家过年杀的猪熏的，比外面卖的好吃，你炒蒜苗或者蒸着吃都行。辣椒酱是照你口味做的，没放太辣，你尝尝。米酒别多喝，后劲大，喝多了第二天头疼。你一个人在工地上要好好吃饭，别凑合。春梅。”
信的最后还有一行字，像是临时加上去的，字迹比前面潦草了很多：
“豆豆今天问我，妈妈，叔叔什么时候来看我们？我说叔叔忙，等忙完了就来。他说好，他等着。”
我拿着那封信，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田字格本子上，把歪歪扭扭的蓝色圆珠笔字迹洇成了一片。我把围巾贴在脸上，用力嗅了一下，上面有淡淡的肥皂味，还有柴火灶熏过的烟火气，跟她在的时候我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
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春梅不是不想回来，她是回不来。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老人，她肩上扛着的东西太重了，重到她必须把所有的私心和念想都压在箱子底下，连同那条围巾和那封信，一并寄给我，然后继续在属于她的那条路上头也不回地走下去。
她跟我搭伙那半年，不是图我的钱，不是图有个依靠，她甚至不图我给她一个未来。她只是在她最需要温暖的时候遇到了我，就掏心掏肺地对我好了半年，给我做饭洗衣，给我缝扣子补衣裳，听我说那些没用的废话，然后在不得不离开的时候，用最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切断了一切，不拖不欠，干干净净。
这就是底层人的温柔。
不是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缠绵，而是一个女人在凌晨四点起来给你做的最后一顿早饭，是她退回来的四千块钱，是她在信的末尾用潦草的字迹写下的一句“他等着”，是那条用粗糙毛线织出来的围巾，每一针都藏着说不出口的话。
我蹲在那个堆满了腊肉香肠的纸箱子前面，哭得像个傻子。
第二天我去找工头请了假，去了一趟火车站。站在售票大厅里，我抬头看着那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面滚动的红色字密密麻麻，全是通往各地的车次。我找到了达州，K字头的绿皮车，硬座两百四，卧铺三百八，全程十九个小时。
我在售票窗口前面排了二十分钟的队，排到我的时候，售票员问我到哪，我张嘴想说达州，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去了又怎样呢？见了面又怎样呢？我能把她带回来吗？我能帮她养孩子养老吗？我连自己都活不明白，拿什么去承诺别人？空有一腔冲动又有什么意思？
“你到底买不买？”售票员不耐烦了。
“不买了。”我转身离开了窗口。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广场的花坛边上，看人来人往，看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的人匆忙地从我面前经过。他们有的赶着回家，有的忙着出发，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被生活推着走的疲惫。我忽然觉得，我和春梅不过是这洪流里两片碰巧漂到一起的叶子，遇见的时候互相挨着暖了一下，然后各自被水流冲向不同的方向。
理解了这一点，我反而没那么难受了。
回到工地之后，我照常上班，照常吃饭，照常睡觉。我把我俩住过的那个棚子收拾了一遍，把帘子拆了，把她的东西归置好，装进一个纸箱子里，贴上胶带，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春梅的东西，勿动。”
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拿，但我给留着。
她用过的锅我还继续用，那把菜刀我磨了一次，切菜的时候还是不太顺手，总觉得没有她用得利索。她做的辣椒酱我舍不得多吃，每次只挖一小勺，拌在面条里，吃一次就少一点，但那个味道能让我想起很多事。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转眼又过了两个多月。
这天中午，我正在塔吊上操作，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我一般不接电话，因为操作塔吊不能分心，但那一下震动像是长了刺，扎得我心口一紧。我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来电归属地显示：四川达州。
我差点把操纵杆推过头。
稳住塔吊之后，我接起电话，声音都劈了：“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呼吸声，轻轻的，小心翼翼的。
“春梅？”我的嗓子紧得快要发不出声。
“大顺......”是她的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刚哭完，又像是在极力忍着什么，“大顺，我......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说，我听着。”我攥紧了手机，指节发白。
“豆豆的奶奶走了。”她说完这句话就哭了出来，哭声被压得很低很低，像是把脸埋进了什么东西里面，“摔那一跤之后就没养好，上个月又在厕所摔了一次，送到县医院没救过来......现在家里就剩我和豆豆还有他爷爷了，我一个人撑着，实在太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电话里她的哭声断断续续，夹杂着沉重的呼吸声，每一声都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来回锯。
我拿着手机，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然后说了一句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
“地址发我，我现在就买票。”
电话那头一下子安静了，她的哭声止住了。
“你说啥？”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说，你把你家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去买票，坐最近的一班车过去。”我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怕她听不清楚，也怕自己反悔，“你等着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我听见她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声音说——
“好，我等你。”
我挂了电话，从塔吊操作室里往下看，整个工地在我脚下铺展开来，钢筋水泥尘土飞扬，跟往常一模一样。但我的眼睛没有看这些，我望的是火车站的方，望的是那条通往达州的路。
手机亮了，一条短信进来，上面是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址，后面还跟了一句话：
“路上小心，到了我去接你。豆豆说，他要跟你一起吃烤红薯。”
我盯着那条短信，咧开嘴笑了一下，然后把安全帽摘下来挂在操作杆上，顺着塔吊的梯子一节一节往下爬。爬到一半的时候，我看见张胖子在下面仰头看我，嘴里叼着烟，一脸茫然。
“大顺你干吗去？还没下班呢！”
“出趟远门！”我冲他喊了一声，脚踩在铁梯子上哐当哐当作响。
“去多久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十天半个月，也许是三五个月，也许就不回来了。但这一次，我心里没有慌张，没有害怕，只有一个念头清清爽爽地浮在最上面——
管它呢，先去了再说。
我从塔吊上跳下来，脚落在满是碎石子的地面上，震得脚后跟发麻。张胖子追过来，一脸狐疑地打量我：“你疯了？工头那边怎么说？”
“回来再跟他解释。”我拍了拍张胖子的肩膀，从他嘴上把那根烟摘下来叼在自己嘴里，猛吸了一口，“哥的工位你先替我看着，回头请你喝酒。”
说完我转身就走，步子大得像要跑起来。张胖子在身后喊了一句什么，风声太大我没听清，大概是骂我不靠谱之类的话。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棚子里的东西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几件换洗衣服塞进背包，那四千块钱从枕头底下翻出来揣进贴身的口袋里，还有那条灰围巾，虽然是开春了，我还是把它围在了脖子上。临走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大半年的棚子，灶台、案板、那把菜刀、墙角那半袋子面粉，每一样东西都沾着她的味道。
门我没锁。锁不锁的，无所谓了。
去火车站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外面是看腻了的街景，但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我在车窗玻璃的倒影里看见自己的脸，胡子拉碴的，眼睛有点肿，但是眼睛里有一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那是一股子不管不顾的劲儿，像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被挪开了，透了一口气。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春梅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栋灰砖房子前面，穿着一件有点大的棉袄，脸蛋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冲镜头笑得露出豁了一颗的门牙。
下面是她发来的一行字：“豆豆把烤红薯都准备好了。”
我把照片放大，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闭上眼睛。
大巴摇摇晃晃地往前开，我脑子里浮现出春梅在车站等我的样子——她大概会穿那件我不认识的旧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踮着脚尖在人堆里找我，看到我的时候眼睛亮一下，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朝我走过来，第一句话多半是埋怨我怎么穿这么少。
然后我会把围巾解下来给她围上，说一句，走吧，回家。
她可能会哭，也可能不会。但不管怎样，这一次，我不会让她一个人了。
火车站的广播响了，K字头开往达州的列车开始检票。我把背包往肩上一甩，跟着人流往检票口走，脚步又快又稳。
身后是这个我混了十几年的城市，前面是十九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和一个我从没去过但已经念叨了大半年的山沟沟。
说到底，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图个心安。
去他妈的瞻前顾后，老子这辈子窝囊够了，该硬气一回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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