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悟
老正按：“一大”系列的15位参会者的情况都说完了。今天说说只要说“一大”就必须要提到的一个人——王会悟。王会悟对于“一大”召开的作用，甚至可以称为党的“一大”的第16位参加者。
王会悟是党的“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
今天转发的是王会悟的关于一大”和关于李达与陈独秀争执的两篇回忆文章。
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王会悟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1993年10月20日），浙江桐乡人。
从浙江省湖州湖郡女塾（现湖州二中）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
在这里她结识了湖南人李达。当时的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回国办事时与女界联合会有密切工作联系。1920年，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李达负责会议筹备工作。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病逝，享年 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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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党史权威排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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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王会悟
“一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
决定后，李达同志叫我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
到嘉兴时已八点多钟，先到城市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账房给雇船。当时准备雇只大的，但他们要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已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四元五角，中午饭一桌酒菜三元，连小费共花八支洋，当时把钱付清，并对旅馆账房说，给留两个好的房间，如好玩我们晚上回来住宿。
九点多钟离开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
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快十一点钟了，约开了一个钟头，即在船上吃午饭，酒是由船上备的。 吃饭时在八仙桌上又放了一个圆的台面，十几个人吃饭也不拥挤，代表们吃饭时，我没有一道吃，当时也还不想吃，我一个人坐在船头上。
船的式样大小，据我记忆不到14公尺，中间有一个大舱，大舱后面有一个小房间，内放一只铺，有漂亮的席枕，房间后面船艄住船老大夫妇，中舱和船头中间有一个小舱，可睡一个人（有栏槛和中舱隔开），船的右边有一个夹道，左边没有夹道，中舱内靠后边放有几枕俱全的烟榻一只，上边挂有四扇玻璃挂屏，两边玻璃窗上挂绿色窗帘，放大八仙桌一张，还有発子。圆的、方的，还是椅子记不清楚了，家俱颜色是广东漆的（她指床下一只淡紫光漆的方凳说，大概是这种颜色）。
开会时非代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前舱放哨。
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
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
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在南湖开会的这一天是不是七月一日记不清了（党史权威考证，那天是7月31日），这天是阴天，不大有太阳。 （郭竹林记录整理。〉
李达与王会悟
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
王会悟
党成立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李达在中华书局作编辑，兼写革命文章。我们家住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一间客堂楼上，陈独秀家也住在二号门牌内。
党成立之后，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工作组负责人，遂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我家迁移至成都路辅德里，成为党的通讯联络站。那时党内开会在我家，我常在门口守卫。 后陈独秀回沪，有关革命的重要会议便移至渔阳里陈家举行。
我听李达说，在会议中同志们因意见不一，常有开会无结果不欢而散的事，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常拍桌子骂人，对各省支部来信所提的建议很少采纳，张国焘也专横跋扈，总要别人听他的意见。
此时李达每月除了为党刊及《新青年》写文章，与各地支部写几封回信外，还主持出版各种宣传小册子。
中央一些重大工作，陈独秀并不找他商量，他也不能过问。最后陈独秀的独断专行竟演变到有意避开不见第三国际的人。李达有时因出版的事要找陈独秀，往往很难找到。
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除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这时李达已不能忍受陈独秀的恶劣作风，曾多次对我说：“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
平时李达常说；“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能用笔杆子来作战。目前最大的任务之一是需要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列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夺取政权的榜样。”
他又常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芝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湖南有言有为，好！对，我必须要紧握这笔杆子，为劳动人民效力。”
一九二一年，李达接到毛主席的信，邀请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李达看到创立自修大学的宣言，非常高兴，便向我做工作，劝我到湖南去。
我们就在一九二二年携带第一个女孩去长沙了，开始住在清水塘毛主席家中。
湖南的革命精神与上海迥异。自修大学中许多革命青年精神饱满（夏明翰、郭亮等烈士都在内学习）生活朴素（另外有一附属中学，由自修大学学员任教），做着为工为农及宣传出版等各种革命事业。从清早到晚十二点，人人守制度，人人忙碌。这种情景使我感动之至，内心说：“这才真正叫于无产阶级革命工作！”
一九二三年夏，为国共合作问题在上海交换意见，李达去上海，我因怀第二胎有病也同回上海。
李达曾与陈独秀多次谈话。据李达告我，他们两人因国共合作问题原则上有分歧：
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搞好全民统一，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然后立法制发展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有饭吃，有工做，这样无产阶级才可在自由合法权利下组织政党闹社会主义革命。
李达则主张党外合作，共产党选一些政治上强有力的人加入国民党工作，交叉起来，共产党保持独立性，这样可以保住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为了这问题，陈独秀利李达争吵起来，陈大发雷霆，打茶碗，拍桌子，骂李达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李达也倔强地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
从此李达就不和中央往来了，他也未参加不久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李达仍回湖南工作。虽然他已脱党，但长沙方面的党员仍当他党内同志一样看待，有什么工作仍交他做。
注：本文节录自《忆往事》，题目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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