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某汽车公司陆续招聘了段某等十多位劳动者在该公司上班，分别从事汽车维修、油漆工、电工、前台等工作。10月份起，公司因为经营困难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劳动者们发现收取工资短信的手机“安静”了......
一连数月没有响动，员工们从“理解公司的难处”到“心里发慌”，再到“怒火中烧”，情绪一路飙升。终于，11位劳动者向两江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上了仲裁申请。讨薪从“私下交锋”变成了“法律纠纷”。
两江新区劳动仲裁委接手纠纷后，第一件事就是“扒事实”：劳动合同、考勤、工资台账、银行流水，一样一样核对，结果清清楚楚：公司确实欠薪，证据铁板钉钉。“如果简单地一裁了之，劳动者拿到的可能只有裁决书，得想办法让劳动者拿到钱。”两江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王秀芬想到了设立在港城工业园区的“劳动争议源头治理工作站”。
这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辖区基层法院、仲裁机构、社区、劳动部门、区工会等，在两江新区、沙坪坝、北碚、长寿、璧山等地的国家级、省部级园区设立的6个“劳动争议源头治理工作站”之一。建站四年多来，各部门依托该站以支部联建为抓手，落实裁审衔接、多元解纷工作机制，加强五方联调，帮助20余家企业共渡经营难关、为千余位劳动者追回报酬4000余万元。重庆一中法院民四庭副庭长陈娅梅说：“驻站工作人员都是长期和企业、劳动者打交道的法官、仲裁员、执法人员、基层工作者，相当于很多‘老专家’坐诊把脉，不仅药到病除，还能给纠纷化解开辟‘绿色通道’”。
于是，通过工作站，两江新区仲裁委迅速搬来了中基层法院、全国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区的“救兵”。仲裁员讲案例、法官讲法、代表委员讲理、社区人员讲情，各亮各的“王牌”，也慢慢探出了劳企双方的“底牌”。
“我们想尽办法拓展公司业务，但是现在行业波动、资金吃紧，第三方公司拖欠我们的钱迟迟没有到位，我们也急，我们也难，也不想拖员工工资，这是没法的事儿。”某汽车公司负责人陈某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江新区法院劳动法庭庭长陈花适时地“插”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先跟你交一个底，如果走诉讼，你们很可能要付全款，还可能被强制执行，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到时候还有客户敢跟你们合作吗？”陈某沉默了。
“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公司也发不出工资，但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真的接受不了。我们都是做技术活的，靠手艺吃饭养家，不是万不得已，哪个愿意跑恁个多趟嘛？”回想几个月来与公司之间的十多次“拉扯”，劳动者李某等人很无奈。看着还有些“小情绪”的劳动者们，全国人大代表龚定玲轻拍了一下女员工张某的肩膀：“你们的急我们懂，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法院、仲裁委，也要给公司一点时间，好不好？”
“如果我们接受调解，仲裁委的调解书有用吗？以前我们跟公司私下协商过，都没有作数。”劳动者们抛出了这个困惑。
“请大家放心，仲裁调解书是有法律效力的，这跟你们自己协商不一样。今天你们放心签字，如果老板过几天耍赖，大家可以到两江新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到时候法院肯定会想方设法督促公司给钱。”重庆一中法院民四庭庭长廖鸣晓耐心地跟劳动者讲解，这些话给了劳动者一个“定心丸”。
调解工作在持续进行中，劳动者们没有狮子大开口，公司也仍然有支付薪资的意愿，调解人员看到了化解纠纷的希望：锁定欠付工资、协商支付方式、敲定支付期限，最核心的三个争议点在三轮“背对背”调解之后，终于可以让劳企双方坐下来“面对面”沟通了。
四方联调化解劳动争议现场。重庆一中院供图
7月24日，一个烈日当空的下午，公司负责人和劳动者们坐在了港城工业园区的“劳动争议源头治理工作站”里，双方消除了“剑拔弩张”的对立情绪，爽快地在仲裁调解书上签了字，劳动者们可以在两个月内足额拿到自己的报酬。
“等天气凉快一点我再重新找工作，估计还是干老本行。”当全国政协委员卢跃富与劳动者田某沟通时，田某有底气地规划着近期安排。
“没想到有这样的地方，让我们抬腿出门就能解决问题。”李某拿着调解书，高兴地说到。
在“仲裁刚性+法院公信力+代表委员亲和力+社区经验”的四重合力下，既让劳动者拿回“血汗钱”，又保住了企业“一口气”。参与此次调解的市人大代表马琴、杨柳说：“我们参加了好多次多元解纷活动，法官们总能找到很多‘帮手’，他们的调解既专业又接地气。”
近年来，重庆一中法院辖区两级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多种方式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实质化解工作。无独有偶，就在这起纠纷圆满解决的当天，重庆一中法院、两江新区法院、两江新区劳动仲裁委在另一批劳企纠纷中，促成百余名农民工与企业达成和解。参与该次调解的两江新区法院劳动法庭副庭长徐振中说：“这个案子背后有20多次沟通，很辛苦，但是很值得。”毕竟，法治最好的样子，是在对立的缝隙里，开出温柔的花。(陈娅梅、黄琦、陈花、徐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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