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9日，在甘肃兰州，邂逅了《正义不倒》一书作者蓝天彬律师，他是出于公义参加某涉黑涉恶案开庭的。该案在检察院阶段已经去黑，开庭之前又意外获知去恶，所以原定的庭审不能正常开了。于是，我们就在酒店开展了一番关于从记者到律师转型与成长之路的对话。
一、从记者到律师：跨界与转身
吴老丝：你高中时的两个梦想——记者和律师，最终都实现了。但父亲当年一句话否定了律师这条路——“打官司要靠关系”。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重新推开这扇门，而且发现“靠专业也能过得不错”？
蓝天彬：我之前做过政法记者。做记者久了，接触社会多了，发现虽然一部分事情可能靠关系，但也有一些事情不用靠关系。后来，我转行做了刑辩律师。我的体会是，做律师靠自己的专业，也能过得不错。过去，有句话说“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考试看法律”。虽然是调侃，也说出了一种心酸，但我相信，随着社会发展，法律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法治终究是大势所趋。即使会有一些波折，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我们仍然要有一种谨慎的乐观心态。
吴老丝：从《海峡都市报》到澎湃新闻，六年记者生涯，你说自己“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回头看，这段法治记者经历里，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我必须转行做律师”？
蓝天彬：一份工作，要么有职业成就感，要么有较高的收入，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才能心甘情愿地长久做下去。记者这份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其实，我当记者的时候，收入还可以，赶上了媒体黄金时代的末尾。当时，我主要是感觉媒体管控力度在不断加强，许多题材去年能写，今年写不了，职业成就感在下滑。我就在想，找一个向上的行业，一个有门槛的职业，有更长远的发展，律师是其中之一。还有一句话，“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也让我觉得可以转行去做律师。
吴老丝：你写自己27岁从福州辞职去南京，大醉一场，反复听《友情岁月》给自己打气。当时有没有担心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蓝天彬：我2010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在福州工作了四年，在南京工作了十二年。在福州的时候，我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就这样一直平庸下去，做个平庸的记者、编辑？我想跳出牢笼，却不得其门。那时候年轻，热血，满脑子想做新闻。既然要做新闻，就要去大平台，做大新闻，“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当年，我给国内很多知名媒体都投过简历，当然都没去成。2014年6月，我看到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在招聘驻江苏记者，所幸后来顺利入职。我常看东方早报，这是一家有品质、有良好价值观的报纸，出过三聚氰胺、三峡等重大报道，头版也常有亮眼之作，比如七一那天，头版直接发出李大钊的一句话：“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虽然已经在福州买了房子，收入在报社名列前茅，但我仍心有不甘。身处媒体行业，就要做出个样子，我渴望做出点成绩。年轻就是资本，当时我没有想过失败，想做就去做。我需要一个机会，刚好，《东方早报》就是一个机会。在厦大四年和福州四年，这八年我做了很多准备，看了大量的文史哲书籍，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比如，原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的新闻作品，我反复看过。到南京后，全力以赴，很快就成为不错的政法记者。我性格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成分，后来想做律师，就直接从媒体行业裸辞，去参加司法考试。
吴老丝：备考司法考试那半年，你用了“存天理、灭人欲”来形容。对于一个离开校园六年的人来说，重新面对庞杂的法律体系，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刻？
蓝天彬：作为一个离开学校六年的人，面对庞大的法律体系，难熬的时刻是，看着看着司法考试的书，注意力就不知不觉涣散了。后来，我白天学习，晚上跑步，学习效率有所提高。说到这里，想起在厦门有一次台风天，又是快到中秋节，我还是从培训学校坐大巴回家，路上甚至是齐腰深的积水，大巴车过不去，我下车，后来，来了一辆卡车，总算搭顺风车回到家了。家里还责怪我，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回家。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有一种年轻无畏的感觉，想到就去做，想回家就回家，想去考司法考试，那就裸辞去考，而且还对家里人说，目标是考400分以上。400分就是高分了。最后考了395分，也还可以。
其实，最难熬的时刻，不是在准备司法考试的过程中，而是考完试后等待的过程。2016年9月25日考完，11月22日才出成绩，这两个月是我人生最低谷，当时不知道能否通过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很玄乎，不像高考可以估计自己多少分，也不能老在家待着，就试着去厦门、福州、泉州找工作，要么我看不上，要么公司看不上，面临很尴尬的一种境地。
吴老丝：你第一份律师工作在厦门，三个月就离开。后来在南京从实习律师做到权益合伙人——你觉得两座城市的执业环境，给你最大的感受差异是什么？
蓝天彬：厦门城市规模还是偏小了，不够大气，法律服务市场相对不大。南京城市规模更大，法律服务市场更大，包容性更强。我在厦门，除了认识几个厦大同学，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在南京，我毕竟做过澎湃新闻政法记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对于重新出发、跨界转行的我来说，需要一种自信，哪怕是虚幻的自信。也就是要有那种感觉，我熟悉这里的环境，熟悉这里的人，有人认可我，我需要认可。在一种虚幻的自信之下，我快速成长，最终也变为真正的自信。
吴老丝：你说转行第一年曾喝醉过酒，对前路迷茫。现在回头看，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是靠什么撑过来的？
蓝天彬：2016年转行，2017年、2018年是我处于刚踏入律师行业的状态，在摸索、探索的状态。我记得当时刚转行的时候，一位律师前辈和我说，天彬，你要从甲方的角色转换成乙方的角色。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也就是我要快速从记者角色转化成律师角色，一个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因为做记者多少会有点傲气，我还记前段时间一个同事说当年我有点轴，现在慢慢变得更成熟了。当然，从我今天的视角再看，律师不能简单说是乙方或甲方的角色，既是专业法律服务提供者，同时也有一些适度中立的、独立的色彩。
当时，我们律所还在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的河海科技大厦，晚上我一个人绕着律所附近走啊走啊，从律所走到万达广场，再走到苏宁睿城那一带，我心里想，南京不应该这样对我，要努力，努力之后，南京不会亏待我的。我还记得，有个同事喝醉酒，在万达广场那边给我打电话，说找不到家了，叫我去接一下他，当时是冬天，下着大雪，我到万达广场找了将近二十分钟，才找到他，看到他扶着路边的宝马车吐啊吐。这就是那段时间，青春的时间。
接着，走着走着，我就想到了自己要做几大块事情。
第一、磨练专业能力。那时候，我一方面是自学，看刑事辩护的专业书籍，隔几天看一本，看别人写的辩护词和法律意见书。另一方面，跟着律所同事办案，不单跟着当时的团队领导办案，还跟着其他同事办案，从各个师父身上学专业，刨根问底，融会贯通。
第二，一周写一篇法律文章，以输出倒逼输入，加强专业能力。2017年那时候办的案件不多，怎么写文章，仍然可以写文章。一是写案例文章、裁判要点文章，比如污染环境罪无罪辩护要点，我就去搜污染环境罪无罪判决，然后归纳裁判要点。二是做一些行业观察，比如2017年我就写文章呼吁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那时候，民事案件二审基本都有开庭，刑事案件二审很难开庭，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民事案件关系到财产开庭了，刑事案件关系到生命与自由，反而不开庭。我就分析二审开庭率为什么低，是什么原因，我们认为要改进这种状况。这两年的二审开庭率有所提升。二是写热点新闻事件法律分析文章，类似于法律时评，比如今天发生一个新闻事件，我可能当天就写法律分析文章，或者第二天就写。我记得有一次早上五点就起来写，写一个纵火案。还有一次，是昆山龙哥案，我分析认为是正当防卫，我不单从法律角度分析，还从历史角度分析，联系到刘邦、项羽这些人，那个时代，认为如果做人没有一点血性，在被侵害的时候不敢反抗，那么是很可悲的。这篇文章当时点击量还不错，有一万多阅读量。三是实在想不到要写什么，那就看一部电影，比如看《手机》，写仙人跳、敲诈勒索罪。看《战狼》，分析里面可能涉及的几种罪名，比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等。还可以看一本书，比如看《反贪审讯秘笈》，归纳总结书的内容。
第三、一周拜访一个企业或一个人，比如拜访老乡的企业，去走动一下，也没有太多功利，不是说一定就要签法律顾问，就是去看看，了解一下老乡企业。比如走进律所合伙人办公室，和合伙人交流，听听他们当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比如加一些群里的律师的微信。这个阶段，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你。我认为客户签约或者同行合作有四大步骤：知道你，了解你，信任你，委托你或者与你合作。执业初期，首要的是，要让更多人知道你，身上还要有标签，比如我，就是前政法记者、现刑辩律师。知道你后，才谈得上了解你、信任你，进而委托你。
第四、每天至少发一次朋友圈。刚才我提到，要让更多人知道你，朋友圈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发自己去看守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状态，可以发表或者转发专业文章等。我执业几年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聘请我担任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咨询专家。我想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我在成长，专业和敬业。
第五、参加刑辩论坛、研讨会，和律师同行加强交流。
规定动作正常完成，按部就班完成，就会有收获。
通过这五大步骤，我的专业水平得到提高，创收也逐年上升，从新手律师成长为成熟律师、权益合伙人。我相信，年轻律师做到这几点，专业上和创收上，都会有提升。现在是数字时代，我们还可以多发视频，可以是刑辩专业的视频，可以是普法视频，发的视频都会在互联网上留痕迹，都会沉淀下来，以后都会是律师的数字财富。我们还可以做讲座，展现自己的能力，包括办案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办案的理念与方法
吴老丝：你的书名叫《正义不倒》，来自《笑傲江湖》片尾曲。小时候羡慕令狐冲的豪迈侠义，做了律师之后，你觉得刑辩律师的“侠义”具体是什么？
蓝天彬：刑辩律师的“侠义”，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看到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提供帮助。当然，这个“刀”，指的是法律武器。我们借助法律专业技术与勇气，去帮助他人。作为律师，除了要赚钱养家，也要有社会责任感。这几年我陆续做了一些公益，包括担任社区公益法律顾问、公益代理案件等。我每年都会公益代理几个案件，比如，公益代理庞某某涉嫌网络寻衅滋事罪案件，经无罪辩护，公安机关终止侦查；公益代理秦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案件，经有效辩护，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2025年，我和团队律师公益代理朱某某等人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经无罪辩护，法院判决三人无罪。
我认为，律师不要在金钱中迷失自我，要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段时期，有些律师吹嘘自己赚多少钱，这种风气不太好。我们律师传达给社会的形象，不应该是一种生意人的形象，而应该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形象，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去帮助他人，或者为客户解决问题。
吴老丝：你提过“刑事辩护要敢于尝试、善于突破”。能不能具体说说，什么叫“敢于”——是敢于跟公检法较真，还是敢于在策略上冒险？
蓝天彬：敢于，敢想敢干，抱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用一切合法合理的手段，维护当事人权益。
敢于较真，敢于尝试。比如，查阅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大家是经常去做的。那么，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是否有可能？我认为要敢于尝试，尽力争取，不要自我设限。之前，有个案件，我认为存在刑讯逼供，提供了相关线索，申请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检察官一开始不同意，说之前都不让复制的。我还是不放弃，提出之前在其他案件也复制过，需要的话我可以打开电脑给他们看，希望这次也能复制，不然几十个小时的讯问视频，要在检察院看很久，不太方便。经过多次沟通，可能他们也看到我在较真，最终同意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
复制一次之后，我发现不完整，又和检察官沟通，检察官找公安机关，过段时间我再去复制剩下的光盘。有了复制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那就好办多了，可以针对每个细节截图分析。
后来，我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最终把当事人的有罪供述排除了，不再作为证据出示。
再比如，有些案件，合议庭成员包括法院院长或副院长，这时候我们除了找承办法官沟通，还要积极主动找院长或副院长当面沟通。我们是科层制社会，院长或副院长的话语权更大一些。之前，有个案件，检察院建议量刑四年半，经过我们和副院长反复沟通，把刑期从四年半，逐步降到三年，两年半，最终降到两年三个月。也就是说，要敢于和法院院长、副院长沟通。
吴老丝：你代理过一个涉恶案件，五个罪名去掉三个，连恶势力帽子都摘了。这种“拆解式辩护”的关键是什么？是一开始就全盘否定，还是分步骤来？
蓝天彬：这个案件，我们一开始就全面做无罪辩护，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并重。公安机关认为，周某涉嫌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组织、领导者。我们发现刑讯逼供线索，申请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经过我们坚决的程序辩护和实体辩护，最终去掉恶势力犯罪集团帽子，五罪去掉三罪：赌博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法院判决，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其余被告人大部分宣告缓刑。至此，一个困难重重的涉恶案件，最终严把法律、事实和证据关口，以妥善处理告终。这个案件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发现刑讯逼供线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第二是坚决作证据辩护，第三是保持和检察官、法官良性沟通。
吴老丝：另一个案件中你申请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检察官说“之前都不让复制”，你坚持较真最终拿到了。在实务中，你觉得哪些程序性权利是律师“不敢争取”而“不该放弃”的？
蓝天彬：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第一，我的习惯是，每个刑事案件都要尽量争取和公检法办案人员当面沟通，而不能仅仅通过电话沟通或者递交书面意见。刑事案件也是在和人打交道。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能更有效地捕捉到案件的信息和走向，能更有效地进行辩护。有时候检察官会说先提交书面的材料，后续再看是否见面沟通。我一般会说，我有书面的法律意见书，同时也希望当面沟通一下。我会反复打电话预约当面沟通时间，如有必要也会引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犯罪嫌疑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的，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辩护律师的意见应当制作笔录，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这里面提到，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如果没有当面沟通，怎么制作笔录？
有时候，检察官会说，电话沟通也是听取意见。我就会引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直接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听取意见并记录在案，或者通知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无法通知或者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意见的，应当记录在案”。我会说，我理解你们的工作，希望你们也理解我的工作，你们直接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过电话方式，与此同时，你们有什么困难，如果今天不方便，明天行不行，明天不行的话，后天或者下周，是否有时间？
有时候，我会根据检察官的态度，引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应当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检察人员或者检察人员和书记员不得少于二人”。换而言之，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要不得少于二人。
在一步步的较真中，让我们的意见能够全面而准确地传达到检察院。
第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除了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可以申请，在审查逮捕阶段是否也可以申请？答案是，完全可以。有些案件，如果发现在刑事拘留三十天以内有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证，我们可以在审查逮捕阶段有理有据地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可能就会推动案件朝好的方向发展。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移送审查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
第三，我在开庭的时候，一般会主动向合议庭提出，解除被告人或上诉人的戒具。这是一个小的细节，但是能让被告人有所放松，适应庭审。我会引用《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正装或便装，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人民法院在庭审活动中不得对被告人或上诉人使用戒具，但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大，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除外。”
总之，程序性权利很多，只要有利于被告人或上诉人的，我们都要充分地去行使，去利用。
吴老丝：你提到过一个案件，通过和副院长反复沟通，把量刑从四年半降到两年三个月。这种沟通的尺度怎么把握？既不让法官觉得你在施压，又能真正影响结果？
蓝天彬：我认为，和公检法沟通，有三点原则可以参考。第一，以诚待人，大智若愚。曾国藩有一句话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最坦诚的状态，能够战胜最虚伪的状态。最笨拙的状态，能够战胜最机巧的状态。笨鸟先飞，踏踏实实，大智若愚。有时候坦诚一点、笨拙一点，不需要那么多虚头巴脑、 虚与委蛇，反而是好事。公检法机关的人，本质上也是普通人。我们以诚相待，大智若愚，让他们觉得是踏实、靠谱的人。
第二，专业敬业，换位思考。专业是立身之本。我们见到公安、检察官、法官之前，要研究透彻案件，最好有书面的详细的法律意见书，这样可以边说边指给他们看。同时，我们在表达上要言简意赅，因为如果照本宣科，按照法律意见书读一遍，效率很低，观感不好。我自己的体会是，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可以概括成三点，把这些意见告诉办案人员。如果不够，可以再讲三点。这就是结构化思维。比如，谢某某涉嫌诈骗罪案件不起诉，有三大证据辩护要点：一、抓住客观证据不足；二、抓住证据互相矛盾；三、寻找现有有利证据。
敬业也很重要。一个人专业加上敬业，是可以打动人的。比如牛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二审案件，我和法官当面谈了一次，法官明确说这个案件二审不开庭，书面审理。我们继续努力，又写了两份法律意见书。再和法官沟通，希望开庭，或者至少让合议庭三个成员一起听听我们的意见。后来法官转变态度，说看过我们的法律意见书，专业扎实且有新的观点，也觉得有必要开庭审理。后来，二审改判，实报实销。我想，这就是刑事辩护，专业加上敬业，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从困局中破局。有时候，我们办案办着办着，办案人员对我们的印象越来越好。
换位思考，既要站在当事人角度看问题，同时从公检法角度想想看看有什么突破口，提出新的思路，让他们既能办事，又不为难。听证会就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听证会有两种，一类听证会是拟不起诉的听证会，也就是检察院已经打算不起诉，还有一类听证会，是否具有起诉必要性的听证会。有的案件可以考虑开第二种听证会，让听证员实质性参与听证，讨论是否有起诉必要性。我有好几个案件，通过开第二种听证会，最终不起诉，包括走私、运输毒品罪案件，交通肇事罪案件等。
第三，不卑不亢，有理有据。通过专业打动公安、检察官、法官，同时也要有自己的态度，不卑不亢，要有理有据。尤其是年轻律师，碰到公检法，不要犯怵，不要卑躬屈膝，不要怕，勇敢表达。
同时，也不要自认为很专业，看不起公检法的人，有一种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傲气。我们心里可以认为我们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但我们不要咄咄逼人。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某中院沟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法官打断我几次。我说，希望法官不要打断，我会注意言简意赅，也希望您保障律师的权利。你几次打断我的时间，说不定我都已经说了很多了。后来，法官对我很尊重，送我到门口，还和我闲聊。
吴老丝：你主张在一些侵财类案件中，坦白加全额退赃应当“减轻处罚”而非仅仅“从轻处罚”——这是基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解释。这个观点在实务中被采纳的难度大吗？法官和检察官最常怎么回应？
蓝天彬：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退赃可以从轻处罚。通常来说，坦白加退赃，大家认为可以从轻处罚，但不太可能减轻处罚。不过，在侵财类犯罪中，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依据在哪里？
我们看《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那么，如何理解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第一种情形，“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是指特别严重后果必然发生或者极有可能发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避免了发生。
比如，有一笔几千万元或者几亿元的资金，马上要转移到境外，因为犯罪嫌疑人坦白，避免了转移，也就是避免了特别严重后果发生，这时候可以考虑减轻处罚。
第二种情形，如果特别严重后果已经发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使特别严重后果得以消除的，也应该予以同等评价。
只有这样，才能鼓励犯罪嫌疑人积极作为，挽回损失，消除后果，恢复社会关系，这也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为此，对于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从而挽回特别巨大经济损失的，也宜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在侵财类犯罪中，侵犯的是财产性利益，被害人最关心的就是挽回损失。在诈骗罪或盗窃罪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坦白了，也全额退赃了，消除特别严重后果，相当于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我们认为可以减轻处罚。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的观点。
当然，这条规定主要适用于侵财类犯罪案件的辩护。如果在职务犯罪中，因为侵犯的是职务廉洁性，不太适用。
对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我们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和检察官、法官多沟通，就像当年的正当防卫条款，本来一直就像僵尸条款，一直沉睡着，后来因为几个重大案件爆发，才激活起来。
当然，这种观点在实务中被采纳的难度，仍然比较大，检察官、法官一般会说，之前当地没这么判决过。
这时候，我们除了说理，也可以提供一些案例，增加可能性。比如，2012年《人民司法》发表的《“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理解与适用》一文显示，广东有个盗窃案，涉案金额89万余元，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审法院考虑到全额退赃，改判有期徒刑六年，这就是减轻处罚。
来源：天下说法
蓝天彬律师：
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监委会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咨询专家，江苏省律师协会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工作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前政法记者，毕业于厦门大学，专注于刑事辩护，多起案件获得无罪、不起诉、撤销案件、终止侦查、宣告缓刑或二审改判等结果，著有《正义不倒：刑辩律师办案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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