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航四海》修订者张国旺先生短演讲精选
目 录
第一章
从近海到远洋：
宋代以前我国海外贸易发展概况
第一节 乘桴浮于海：
汉代以前我国海外贸易的探索
第二节 因风远至：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第三节 舶自南海来：
隋唐五代时期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
第二章
涨海声中万国商：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活动状况
第一节 豪富竞海途：
经营者的不同类型和船舶的组织情况
第二节 万国帆影：
同中国发生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节 宝货贯东西：
海外贸易进出口的货物
第三章
立制以通商：
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和法令
第一节 设官理市：
市舶机构设置概况
第二节 互市有经：
宋元两朝的市舶条法 （则法）
第三节 祈风礼神：
市舶机构主持的祭神仪典和犒宴蕃商
第四章
海门沉浮：
各贸易港口的发展状况
第一节 东海航路的主要港口
第二节 南海航路主要吞吐港：广州港
第三节 刺桐潮涌：后来居上的泉州港
第五章
阜通货贿：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原因
第一节 百工献宝：
社会经济发展对海外贸易的促进作用
第二节 造舟观象：
工艺和技术的进步
第三节 争趋其利：
宋元两代对海外贸易的态度
第六章
利归于上：
海外贸易对宋元社会的影响
第一节 商的地位济国用与铜钱泄：
海外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二节 香烟如云：
海外贸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三节 未革故鼎：
海外贸易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第七章
怀柔远人：
海外贸易与宋元时期中外友好联系及文化交流
第一节 交聘相望：中外政治关系
第二节 贾胡安居：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
第三节 交集道艺：中外文化交流
续 编
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与其他航海家族
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孩儿茶小考
元代的天妃崇拜
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与泉州市舶司的设置
蒲寿庚事迹与元代泉州舶商
安海在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中的地位
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
元代中泰关系二三事
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20世纪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 摘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按经营者的身份不同，大体可分为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大类型。
一、官府经营的海外贸易
宋元两代官府都经营海外贸易。官府经营的方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朝贡”或“交聘”的形式出现的。通过派遣使节“朝贡”或“交聘”，宋元两代朝廷与海外各国的政府之间，经常互相赠送礼物。这种“朝贡”或“交聘”在很多场合下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关系。宋代有人说过，外国“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还有人说，海外国家的人很多以朝贡为名来宋，“而往往皆射利于中国也”。可见，“朝贡”“交聘”和贸易的开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宋朝政府对各国政府的“贡物”，不仅给予免税的优待，而且一般都要估价“回答”，也就是将这些礼物由市舶司作价，然后回赠一定数量的物品。而宋朝回赠的物品一般来说都要比原物的价值高。例如，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大食俞卢和地国“贡乳香等”，宋朝政府就依照广州时价回赠钱二千九百贯，额外还加上银二千两。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大食进贡象牙二百零九株，大犀三十五株，宋朝政府就下令广州市舶司给还“本钱”五万余贯。由于宋朝政府对海外诸国以“朝贡”或类似名义输入的货物给予这样一些优厚的待遇，许多外国商人也常常“各备宝贝、乳香、象牙等”，前来“进奉”，有的还假借本国君主的名义。宋朝政府之所以乐于给予优厚的“回赐”和赠予，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这些办法促进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但到后来由于“朝贡”次数过多，宋朝政府感到负担过重，于是便规定只许“进奉十分之一，余依条例抽买”，来加以限制。
到了元代，这种办法仍在继续，对于外国“进贡”的物品，元朝政府也常常给予一定数量的货币或物品作为“回赐”。如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给予安南国的“回赐”就有“金四百五十两、金币九、帛九”。但总的来说，这种办法在元代不如在宋代那样突出。
另一种是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五月，派遣内侍八人携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在宋代，这种情况并不多。元代，曾多次实行“官本船”的办法，即由政府建造海船，发给本钱，“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得到的利息，官府分七成，经手人得三成。元朝政府一度想用这种办法垄断海外贸易，不许“别个民户做买卖的”下海，为此还拨出十万锭钞做经费。这种不许私商下海的办法没能行得通，很快就开禁了。但是，“官本船”后来却继续存在。大德五年（1301），有一个名叫杨枢*的人“浮海至西洋”，就是乘的官本船。元朝末年，政府还曾专门“发两船下番，为皇后营利”。两船就是两队船的意思，这些专为皇后营利的商船当然也是官本船。
二、私商经营的海外贸易
私商经营的海外贸易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类私商从政治身份来说是权贵和官僚。他们凭借政治上的特权，指派专人为自己经营海外贸易，搜集珍奇宝贝、香料药材，一则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二则通过转卖牟取暴利。
宋代，政府曾经三令五申：“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并且责成各路转运司“指挥部内州县，专切纠察，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宋朝政府一再颁布这类命令，正说明当时官僚派遣亲信从事海外贸易的情况相当普遍。当时不仅一些官僚派人出海营利，还有不少贵族也“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他们除了占有大量土地剥削劳动人民之外，还“发舶舟，招蕃贾，贸易宝货，糜费金钱。……犯法冒禁，专利无厌”。南宋时，著名将领张俊就曾派人到海外贸易。据有的记载说，他曾交给一个老兵五十万贯钱作本钱，这个老兵就用这笔钱造巨舰，收买歌舞美女和“绫绵奇玩、珍馐佳果及黄白之器”，招募水手和办事人员，到海外去经商，“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南宋后期丞相郑清之的儿子，也曾“易货外国”。
到了元代，权贵官僚经营海外贸易的情形更为普遍。兴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一贯重视商业活动，他们常常委托回回商人为自己经商牟利。建立元朝以后，情况仍然如此。元朝政府对官僚权贵经营海外贸易的态度与宋朝有很大的不同。宋朝政府明文规定“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禁止他们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元朝政府则采取放任的态度，除了对市舶司和市舶司所在地的官员们“拘占舶船、捎带钱物、下番买卖”加以禁止外，其他“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番博易”，都在准许之列，只是要求他们“依例抽解”，不得凭借特权隐匿货物。因此，元代权贵官僚经营海外贸易的为数很多。那些为权贵官僚经营的商人，“假权贵声势”，甚至可以欺压地方官府。有的权贵经营海外贸易的规模很大。例如忽必烈统治时期，以组织海运起家、位至行省宰相的朱清、张瑄，便以“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
另一类私商是民间商人。宋元两代通常都把从事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称为舶商，在国家户籍上专列一类，称作舶户。从事海外贸易虽然有风波之险，却可以很快发财致富，因而对不少人仍有很大的吸引力。元代有人讲述这种情况道：
珠玑象犀、兼金大贝，产于海外番夷之国，去中国数万里，舟行千日而后始至。风涛之与凌，蛟龙之与争，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则不胜其富矣。
然而，要前往海外贸易，首先要打造海船，又必须购置大量货物，招聘船员，凡此种种，需要巨额资金。宋朝政府曾明文规定，舶船去高丽者，“财本必及三千贯”，宋代中期一石米不过六七百文，按此折算，三千贯合四五千石米，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前往其他地区的，想必也有相应的规定。除了财本之外，出海贸易需要地方上的物力户（有钱的富户）担保，还要打通关节，得到市舶司的批准，这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因此，敢于以私人身份经营海外贸易的，除了权豪官僚之外，可以说都是地方上的“豪家大姓”。宋代的记载说：“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元代当然也是如此，“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因此“商者益众”。
有不少中小商人，也把从事海外贸易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还有一些失去了土地的无业游民，走投无路，抱着侥幸的希望，前往海外。宋代记载说，舶船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这些在船上只占数尺地方的“商人”，显然是一些中小商人和临时搭乘舶船的商贩。南宋时的一条材料说，当时有一个破产了的彭姓商人，身边只剩下数千钱，绝望之余，便买了石蜜（糖）登上舶船到海外去贩卖。数千钱就是数贯（一贯即一千文），而那些大商人的资本至少要有三千贯，差距何等悬殊！元代市舶则法中说舶商“招集”的“人伴”，应该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中间固然有少数人因为偶然的机会发财致富，但是更多的或流落异乡，或葬身鱼腹。有的虽然归来，依然穷困。宋代有一首诗曾咏道：“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或“富不赀”，或“以身殉货”，经营海外贸易是有很大风险的。宋代笔记中还记载有这样一个例子：一艘前往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做买卖的商船，途中触礁，“一舟尽溺”，只剩下一个人漂流到海岛上，七八年以后才得返回家乡。
（摘选自第二章“涨海声中万国商：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活动状况”第一节“豪富竞海途：经营者的不同类型和船舶的组织情况”，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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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书为城，故史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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