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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运城新闻网）
任意
过黄河的时候我在打盹，醒来睁开眼，窗外已是运城的平野。
此行之目的，正是为了去寻找那个史书中熠熠生辉的河东——尧舜禹的都城，柳宗元的故乡，裴家五十九个宰相的出处。河东之所以叫河东，全因这条河——黄河从北面下来，在风陵渡拧一个弯，折向东去。河弯搂住的地方，便是河东。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三代的王都挤在这方圆几百里之内。柳宗元从这里走出去，司马光从这里走出去，五十九个裴家的宰相把名字写进了二十四史。
第二天去了闻喜裴氏祠堂。铁锁磕在门环上，“当”的一声，沉沉的。管理员姓裴，讲家史滔滔不绝：“哪个家族能旺两千年？”一面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裴度、裴寂、裴枢……每一个都有一部传记，几岁中进士、几岁拜相、几岁去世，逐一在目。裴家出过宰相，也出过将军，裴行俭平定西域的时候，带的就是河东兵。锁门时天色暗下来，铁锁又是一声响，更沉，似因满墙名字压在心头。柳宗元有句“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搁在这里竟也贴切——那些名字散在二十四史的角落里，根都在河东。
我想知道，裴度的轿子路过盐池时，抬轿的是谁？修裴家祠堂时，砌墙的是谁？
从祠堂出来，车拐进一个村子。村口一间白墙绿窗台的小屋，挂着“日间照料中心”的牌子。老人在里头下棋，门口小黑板上写着“明日午餐：臊子面、凉拌黄瓜”。墙上贴着村里八十岁以上老人的名单，旁边注着“网格员”的电话。这片土地上的人，正用另一种方式写着“河东”——不用碑刻，用一块小黑板、一张值班表、一碗面。《礼记》里“老有所终”四个字，快两千一百年了，在这间小屋里落了地。那些碑石上硬邦邦的名字、祠堂里压人的功业，到头来要落进一碗热面里才算是安顿了。
又一日我去了虞坂古道。石头上的蹄印圆而深。蹲下来用手掌去量，深得能陷进半个指节，石头被磨得光滑沁凉。这条路先秦就有了，《左传》里写“虞坂”，写晋国假道伐虢，写的都是王侯将相。可古道上真正走过的，是骡子，驮着盐池的盐，从运城翻山到平陆，再渡黄河往中原去。柳宗元在《晋问》中写过：“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这万里盐路，每一寸都是骡子踩出来的。赶骡的人一辈子走同一条路，最后埋在路边哪棵树下，没人知晓。他们运了三千年盐，养活了半个中原，可翻开正史，一个名字也寻不见。
寨里村的关帝庙献殿立在村广场上，四周全是平房，就它顶着悬山顶，孤零零的。老人坐在殿里乘凉，问这殿多久了，一个耳朵背的大声答：“元朝的！”献殿从前大得很，山门戏台排开一长溜。后来庙塌了，只剩这一间。再后来做过小学教室，孩子们在关公像底下念“人口手、上中下”，粉笔字写在柱子上，擦了又写。那些孩子后来去了哪里？没人记得。献殿也不言语，只撑着，替整座庙活着，替没有姓名的人活着。
离开时天色向晚。河东到底在哪里？地理书上说，河东是黄河以东那片平原。可裴度的名字写在史册里，柳宗元死在柳州，司马光葬在夏县。那些把河东撑起来的人呢？赶骡的、砌墙的、雕龙的、照料中心写黑板的——他们哪里也没去。古道上的蹄印是他们的签名，献殿柱上的包浆是他们的手温。
在运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柳宗元当年被贬永州，后来永州人称他“柳河东”，一个地名盖过了本名。他在南方写《永州八记》，看南方的山水，落笔的姿态却是河东养出来的——节制、沉郁、骨头硬。
不只他。关羽从解县走出去，天下人从义气里认出他是河东人；走西口的、下河南的，把河东的口音和醋带过了河。文化从来不靠书本传递，是靠人的手脚和舌头，走到哪里便带到哪里。
走得远了，便看出河东人的性子。黄河的水浊而腥，岸边的土实而硬，水里土里泡大的人当是如此。
裴氏那些宰相，贬了又起，起了又贬，没有跪着求饶的；
虞坂古道的石头，踩了几千年，没有哪一块被踩碎；
寨里献殿，整座庙都塌了，唯独它还在撑着。
在盐池的咸里泡过，在黄河的浊里洗过，磨出来的东西薄而韧，像一张老牛皮，不起眼，然撕不烂。《诗经·魏风》里那首《伐檀》，单听“坎坎伐檀兮”五个字——那伐木的声响，粗粝硬朗，一下一下砸在黄河岸边的土地上，那股子劲还在河东人的骨血里淌着。柳宗元去了南方，南方的山水化不掉他从先祖处继承来的骨子里的硬气——那是盐池的南风腌透了的，多少代都洗不掉。
回成都后，烧水泡脚，将临行前一个晒盐工塞我的粗盐化开，咸气弥漫。脚浸在热水里，河东便来了。
河东在哪里？
在柳宗元永州山水的硬骨中，在裴行俭西征大漠的旌旗下，在司马光历时十九年编就的《资治通鉴》里，也在虞坂古道的蹄印中，在寨里献殿的粉笔字上，在照料中心小黑板的菜单里，在晒盐工递盐的手掌心。
前者载入青史，后者沉入日子。青史是沉的，日子是轻的；沉的压人，轻的暖人。河东不偏不倚，重的担着，轻的捧着，然后让人带出去，散在四方，化在吃面放醋的日常里，化在问候异乡人一句尾音上扬的方言中。
脚盆里的水慢慢凉了，咸气犹在。像一个走远的人回过头来，笑了一下——显而易见，那是河东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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