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太原火车南站候车大厅二层室内吸烟室关停，原来“吸烟室、烟草零售终端”的招牌全部熄灭。目前，吸烟室的配套设备已全部拆除，原场地处于空置状态。短短两个多月，这个吸烟室经历了临时封闭、整改重启、舆论发酵、关停拆除，屡屡登上热搜。
▲太原南站吸烟室拆除前后（对比图）
据了解，这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吸烟室，是2014年太原火车南站开通时同步建成的。运营方本意是把吸烟的人集中起来，减少乱扔烟头带来的消防隐患，也照顾一下这部分人的实际需求。场地一直免费，每两小时有人保洁。今年5月底，因旅客投诉，这里被临时封闭；6月换了通风设备、清了烟道之后重启。7月，有网友拍下站内“禁烟标语”和“吸烟室、烟草零售标识”同框的画面，视觉上的强烈反差引燃了全网讨论。一间吸烟室的去留，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空间谁说了算”的大讨论。
舆论争议：便捷设施还是消费暗示
吸烟室的存废与最终拆除，持续牵动公众讨论。社交平台上的看法迅速分成几派：有的坚持全面取缔，有的呼吁弹性保留，也有人把目光落在了吸烟室带来的“消费暗示”上。
公共卫生领域早已明确，二手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暴露阈值，排风设备再好，也拦不住烟味往外飘。主张取缔的人，守的是公共健康这条底线。他们觉得高铁站人流密集，老人、孩子、孕妇和呼吸道敏感的人来来往往，旁边长期值守的保洁人员更没地方躲。一位四川网友说：“支持非烟民有享受干净空气的权利。”
与之相对，不少长途旅客态度温和，觉得控烟不宜简单一禁了之。一位新疆网友留言：“我不抽烟，但支持留着，总比躲到站台上抽强吧。”对于烟民来说，吸烟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硬堵的话，有人很可能会溜进卫生间、楼梯间、站台角落偷偷抽，不仅站里劝阻难度更大，随手扔的烟头更是消防隐患。很大一部分网友认为，把吸烟的人聚拢到一个区域，既能减少和非烟民旅客的摩擦，也更便于管理，算是一种务实的过渡办法。
而在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跳出了存废之争，直指吸烟室暗藏的“消费暗示”。一位福建网友直言：“车站一边挂着禁烟标语，一边亮着卖烟的招牌，这不就是一边喊控烟、一边在促销吗？”在不少人看来，这种便民设施与烟草销售绑定的做法，在人流密集的车站里，无形中成了变相的烟草广告。
规则差异：国家规章与地方立法的错位
舆论场上的分歧，背后对应着国内控烟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差异。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郝帅宇从法律层面解读，当前国内交通枢纽控烟领域，存在国家层面部门规章与地方立法规定不尽一致的情况，这也使得各地车站、机场的控烟设置与管理模式存在明显区别。
国家2011年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18条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按照这个规定，高铁站室内区域当然属于“室内公共场所”，应当全面禁烟，吸烟室也不该例外。郝帅宇表示，这部细则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又没有罚则，对室内吸烟行为没有效处罚，对地方立法的约束力有限。
“山西省今年正在审议的《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规定，在候车室等场所，‘划定的吸烟区或者设置的吸烟室除外’。”郝帅宇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按照山西省的地方立法草案，候车室内设置吸烟室是被允许的，这就造成了国家层面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与地方立法为‘吸烟室’开口子之间的矛盾。”
治理探索：两种控烟路径并行
视线拉到各地实操层面。从国内交通枢纽的控烟落地情况看，大体是两条途径：一条是全域取缔，另一条是规范保留。各地怎么选，跟地方立法、治理思路和场站实际情况密切相关。
目前，国内多数一线城市的车站机场，普遍采取全域取缔、彻底清零的治理路径。北京市2015年6月1日起施行的控烟条例，就要求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2016年10月25日起，上海站、上海虹桥站、上海南站的室内吸烟室全部撤除，站内不摆放任何吸烟器具，上海两大机场也同步关闭了所有室内吸烟室。
同时，也有部分城市的交通枢纽结合本地法规的弹性，保留了合规的吸烟点位，但在精细化管理上下了功夫。它们不再新增室内吸烟区，而是把现有的改造升级，尽量在旅客需求和公共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具体的优化办法包括：把吸烟点搬出候车大厅的核心人流区，挪到室外或者独立边角位置；让烟草零售的醒目招牌和吸烟区分开，弱化公共空间的烟草传播意味；加装自动闭合门、负压通风、双层隔离等硬件，从物理上阻断烟气扩散。比如张家界荷花机场、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等就采用了这种精细化管控的模式。
太原市委党校副校长、硕士生导师范富认为，这两条路径各有特点，全域取缔模式贴合国家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原则，不留管理上的模糊地带，优先保障公共健康；而精细化保留模式则靠“疏堵结合”，避免因为一刀切而使更多吸烟者进入隐蔽环境，从而带来安全和秩序难题。总之，这是一场需要各种社会力量携手推进的“联合行动”，期待在多方合力下，公共场所的“烟”能早日散去。（记者李卓馨）
来源｜山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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