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些问责案例闹得沸沸扬扬。干部因为洗澡没接到巡查组电话被警告，教师假期里AA制聚餐被通报，护士下班后打麻将遭扣工资。

虽然有些类似的处分后来经组织重新考虑撤销了，但这样的做法还是让人想不通。
问责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干部手上有权力，身上有责任，平时得有根弦绷着，认认真真干活。可问责一旦走偏，或者下手太重，负面影响比想象中大。从实际情况来看，基层问责跑偏大致有三种表现。
第一种是“凑数式”问责。问责的根本目的是厘清责任、推动改进，可有些地方把问责当成硬指标，每年必须完成多少数量。比如某地拆迁，干部工作方式简单，没签协议就强行拆房，居民上访。结果上访群众所在镇和村的干部也被追责，理由是“辖区有人上访，你就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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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问缘由的做法，追到的往往是相对弱势的基层人员，而不是真正该负责的人。还有的地方管得太宽，上班喝牛奶、用方言聊天、路边摊买菜都要通报。基层干部本来压力就大，干得越多越容易被问责，时间一长，大家反而不敢放手做事。中纪委机关报说过，问责数量不等于工作力度。风气好、问题少，问责自然就少，这才是正常状态。把办案数量当政绩，本身就是形式主义。
第二种是“避重就轻式”问责。有些部门对真正的难点堵点不愿碰、不敢碰，却盯着基层干部的生活小节做文章。上班喝牛奶、下班打麻将、在占道摊点买菜、说方言被罚、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这些事被拎出来问责，被问责的人不服气，群众也不理解。根源在于，某些单位自行制定的规矩缺乏现实考量。执行纪律得有明确的依据，不能随意扩大范围。
第三种是“一刀切式”问责。环保督查中，有的地方为了追求短期效果，不管企业是否达标，一律断电停产。有媒体报道过，某省要求所有企业错峰停产，不少达标企业被关停了好几个月。这种做法表面上看雷厉风行，实际简单粗暴。再比如秸秆禁烧，要求干部24小时盯守每一块地，这在现实中几乎做不到。遇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出现零星火情就问责，未必合理。这时候更应该看干部是否尽力履职、是否主动担当，而不是只看结果是否完美。
针对这些问题，中纪委机关报明确强调，问责不能泛化，不能谁想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就怎么问。问责必须依据党章、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讲事实、守规矩、走程序。够不上问责的，该提醒就提醒，该批评就批评，动辄问责只会挫伤干部积极性。反过来，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也不能用通报批评敷衍了事。真正有效的问责，要做到处理一个、教育一片，需要从政治、纪法、政策、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精准施治。
问责制度是必要的，能让干部认真履职。但用得不当，副作用也不小。公务员也是普通人，正常生活不应该被随意问责。

真正的问责，应当分清轻重，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这样才能让被问责者心服口服，工作也才能更有力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