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两千块大洋，只为抓一个腿上中弹的烧炭人。
一九三五年的泰和深山，炭棚低矮，草灰粘在锅沿上。罗孟文拄着木棍，掀开窑口的湿麻袋，黑烟扑到脸上，他眯着眼，没有往后退。
山外贴着布告，山里只剩炭火。可就是这点火，后来把失散的红军一个个引了回来。
他原本不该活下来。
罗孟文一九〇五年生在江西赣县清溪村，四岁丧父，十二岁丧母，七岁放牛，十岁只读了两年书。清溪村的泥路上，他背着柴草往家走，肩头被绳子勒出红印，回屋还得下田。
一九二九年春，一支红军队伍路过清溪，在墟镇上讲“打土豪、分田地”。罗孟文挤在人群里，听到后面，手里的斗笠攥得越来越紧。
那年冬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往后，他当乡苏维埃主席，带乡亲分田、办合作社，再被调到茅店做区委书记。
茅店离赣州城只有三十华里，是红白交界的前沿。中央苏区缺盐，他让人化装进城，把盐藏进便桶夹层、竹杠和棉衣缝里。
盐粒小，路却是命。
一九三四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罗孟文留下，在杨赣地区坚持游击战。那一带北靠泰和，南临赣州，像一枚楔子插在敌后。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国民党军五六个师压来，罗孟文手里只有七百余人。棺材岭的山坡上，他伏在土坎后，盯着山道，等敌军先头部队钻进伏击圈。
两发信号弹升起，两翼的红军冲下去。不到两个小时，敌军一个多团被打散。
可小胜遮不住大网。敌军越围越紧，粮弹越来越少，罗孟文带着队伍在山里转，白天隐蔽，夜里出击，有时数日一仗，有时一日数战。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场战斗里，子弹打进他的腿。卫生员撕开布条包扎，血还往外渗，队伍不能带着重伤员走。
他被迫离队。
草垛里，罗孟文咬着牙，听外头脚步声一阵阵过去。没过多久，传来坏消息：他离开后，部队遭敌伏击，大批同志牺牲。
那张悬赏布告贴出来了：抓罗孟文，赏两千块大洋。
伤口刚能走，他进了泰和深山。炭棚搭起来，斧头、柴刀、木炭筐摆在门边，白天砍柴烧炭，夜里悄悄找人。
赶集时，他盯熟脸；过村口时，他低声问暗号。有人背着破包袱摸到炭棚，先不说话，只把草鞋上的泥往门槛上一蹭，罗孟文便知道，又一个散了队的同志回来了。
一个，两个，十几个。
炭窑成了据点。火在窑里闷着，人在棚里聚着，失散的红军和党员陆续归队，最后聚起百余人，乃至两三百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罗孟文同刘启耀取得联系，在泰和马家洲秘密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谭屋的一间屋子里，几盏油灯照着墙，七名临时省委委员被推选出来，刘启耀任书记，罗孟文任组织部部长。
炭棚里的火，接上了组织的火。
一九四五年四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罗孟文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从赣南山里的炭灰，走到延安会场的灯光下。
会场里，代表来自各根据地。罗孟文坐在其中，腿上的旧伤早已愈合，可那条被迫离队的山路、那个冒烟的炭窑，没有离开过他。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江西工作，任过赣州首任专员、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人建议让秘书代他接待老区干部群众，他摆摆手：“不行，如果我不出来见，人家就会说我罗孟文当了官，变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罗孟文在南昌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南昌的病房里，旧衣挂在床边，炭灰早已洗净；可那年泰和深山的窑火，曾把一个个失散的人，照回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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