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桓公名御说，子姓宋氏，名御说，是宋庄公的次子，宋闵公的同母弟弟，公元前681年-公元前651年在位。
公元前682年，宋国发生大乱。宋闵公屡次羞辱南宫长万。南宫长万心生怨恨，在蒙泽弑杀宋闵公，又接连诛杀大夫仇牧、太宰华督，拥立公子游为宋国新君。
宋国宗室诸公子、公族大夫全都出逃，聚集在萧邑。御说作为闵公之弟，则独自退守亳邑固守。南宫长万派弟弟南宫牛、党羽猛获带兵围攻亳邑。不久，萧邑的萧叔大心召集五族势力，向曹国借兵，组成联军讨伐叛党。
联军攻破亳邑外围，斩杀南宫牛，解除亳邑之围，随后进军国都睢阳，诛杀公子游。南宫长万、猛获分头出逃，猛获投奔卫国，南宫长万投奔陈国。国内叛乱平定后，宗室与大夫共同拥立御说即位，即为宋桓公。
宋桓公即位之初，首要之事便是肃清叛乱残余。他派遣使者前往卫、陈两国，请求引渡叛臣。卫国将猛获交还宋国，陈国用计灌醉南宫长万，将其押送回宋，最终处理醢刑。
宋国虽复国，但诸侯对宋桓公的继位仍存疑虑。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奉周天子之命，在北杏会盟诸侯，目的是安定宋国新君、平息中原动乱。
地点选在北杏（今山东东阿，齐地），参会者包括宋、鲁、齐、陈、蔡、邾六国。
对宋桓公而言，此次会盟是“刚需”——他急需通过诸侯的公开承认巩固君位。会上，齐桓公提议“共辅宋君，安定宋室”，宋桓公则主动表态愿“遵齐侯号令，共治乱象”。
而鲁国因与齐有旧怨（此前长勺之战败齐），中途退出会盟，其他小国也多持观望态度，会盟实际效果有限。
但对宋桓公而言，至少达成了核心目标：齐桓公当众认可其君位合法性，并承诺“若有诸侯犯宋，齐必出兵相助”，为宋国争取了喘息空间。
北杏之会后，宋桓公认为齐国的支持“代价过高”，当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宋国需将东北部的郜邑（今山东成武东南）、防邑（今山东金乡西南）割让给齐国，作为“齐助宋平乱的谢礼”。
这两地对宋国意义重大：郜邑是宋国重要的粮仓，盛产粟米，是支撑军队的后勤基地；防邑则是东部边境的战略要塞，控制着通往鲁国的要道。
割让两地，不仅意味着宋国失去经济来源，更让东部边境门户大开，直接暴露在齐、鲁等国的军事威胁下。
此外，盟约还要求宋国“凡齐出征，宋必以兵从”，这意味着宋国需承担随齐国征战的义务，进一步损耗国力。
这时，鲁国不愿看到齐国独大，暗中与宋国联络，提议“共抗齐势”。宋桓公抓住这一契机，采取了两步策略：1. 拖延交割土地：对齐国派来接收郜、防二邑的官员，以“地方骚乱未平，需待民心安定”为由反复推诿，迟迟不办理交接手续；
2. 暗中联鲁示好：派使者携带玉器赴鲁，与鲁庄公达成默契——鲁国不干涉宋国“处理内部事务”（即拖延割地），宋国则在齐、鲁冲突中保持中立，变相削弱齐国对宋国的控制力。
并且他认为齐桓公此时主要精力在对付鲁国，无暇南顾，于是暗中撕毁约定。
宋桓公的背约彻底激怒了齐桓公。公元前680年，齐桓公联合陈、曹两国出兵伐宋，兵锋直指宋都商丘。宋桓公本想凭借城防抵抗，却发现宋军经内乱后战力虚弱，且陈、曹军队已切断宋军粮道，都城危在旦夕。
关键时刻，周王室派单伯（周天子卿士）出面调解——周王室此举既是卖齐桓公面子（承认其霸主地位），也是为了稳定中原秩序。
这件事让宋桓公彻底认清现实：宋国国力不足以独立抗衡强国，依附齐国是唯一选择。宋桓公顺势“借坡下驴”，亲赴齐营谢罪，承诺“归还所欠土地，重订盟约”。
同年冬，宋、齐、单伯（代表周王室）、陈、曹在鄄地（今山东鄄城，宋地）重开会盟，宋桓公正式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承诺“宋奉齐为盟主，随其征伐”。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再次在鄄地召集会盟，此次参会诸侯更多（包括宋、齐、鲁、陈、卫、郑等），正式确立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宋桓公作为“核心盟友”，在会上获得特殊待遇：齐桓公承诺“凡宋所怨，齐必助之”。
同年秋，宋国与郳国（又称小邾国，今山东滕州，附鲁）因边境纠纷开战，齐桓公履行承诺，率诸侯联军助宋伐郳，很快迫使郳国臣服。
这是宋桓公依附齐国后首次尝到“甜头”，不仅解决了边境隐患，更向诸侯展示了“宋有齐援”的实力。
公元前675年，宋桓公迎娶卫国公女为正室夫人。这位夫人是卫国公子顽与宣姜之女，卫惠公的妹妹，史称宋桓夫人。
此次联姻，让宋、卫两国结成姻亲邦交，稳固了宋国北部的邻国关系。婚后，宋桓夫人为宋桓公诞下子嗣，其中嫡子兹甫，也就是后来的宋襄公。
稳定外交与家事之后，宋桓公专注治理国内。此前宋国历经两代动乱，民生凋敝、公族混乱。他推行宽松政令，减免赋税、安抚流民、鼓励农耕，让荒废的田地重新开垦，逐步恢复宋国国力。
同时他平衡各大公族势力，不偏私、不纵容权臣，杜绝了此前权臣乱政、宗室相争的乱象。在储君之事上，他恪守嫡长礼法，早早确立嫡子兹甫为太子，稳定国本，避免了诸子争位的隐患。
公元前660年，北方狄人大举入侵卫国，攻破卫国国都，卫懿公战死，卫国百姓流离失所，仅剩七百余人存活。宋桓夫人得知母国亡国，恳请宋桓公出手相助。
宋桓公考虑到宋国国力有限，不宜与强悍的狄人正面开战，于是采取稳妥的救援方式。他连夜调拨粮草物资，派遣军队渡过黄河，接应卫国遗民，护送百姓迁徙至漕邑安居，拥立卫戴公延续卫国君统，保全卫国社稷。
之后，宋桓公主动联络齐桓公，游说齐国牵头援卫。在齐、宋两国的助力下，卫国得以收拢流民、积蓄国力，为后续卫文公复国重建奠定基础。此次救卫之举，让宋国在中原诸侯中树立了守礼重义的名声。
此后数十年，宋桓公始终追随齐桓公，参与所有尊王攘夷的诸侯行动。楚国屡次北上侵扰中原郑国，宋桓公多次随同齐、鲁诸侯联军驰援郑国。他先后参与阳谷、贯地会盟，联合中原小国谋划遏制楚国势力。
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役，是齐桓公“尊王攘夷”霸业的巅峰之战，也是宋桓公借势提升宋国地位的关键契机。这场由八国联军主导的南征，以军事威慑迫使楚国暂时收敛北进锋芒，其过程充满春秋时期“以盟代战”的外交博弈特色。
楚国连年北侵，屡次伐郑，中原南部边界常年动荡。齐桓公决议以“楚不尊王”为由，联合诸侯之力，南下遏楚，传檄鲁、宋、陈、卫、郑、许、曹七国，联齐共伐。诸侯家谱：齐国第十六任国君齐桓公 （中）生前一代霸主 饿死无人收尸
楚军见诸侯联军声势浩大，不敢开战，先后两次遣使求和。整个对峙数月期间，宋桓公始终驻军前线，稳住东部诸侯阵营，不擅自退兵，不私下和楚交通。
最终楚国服软，承认不贡包茅之罪，许诺尊王、不再北犯中原诸侯，八国在召陵订立正式盟约。
在最终召陵谈判时，宋国作为老牌殷商公国、中原稳派力量，在场起到了稳固盟约的作用。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爆发储位之争：周惠王偏爱幼子王子带，意图废黜太子姬郑（即后来的周襄王），引发王室动荡。齐桓公为巩固“尊王攘夷”的霸主权威，以“安定王室”为名，召集宋、鲁、陈、郑等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会盟，核心议题是公开支持太子姬郑。
宋桓公对此积极响应，亲率使团赴会。会上，诸侯与太子姬郑举行正式会面，宋桓公作为“三恪”（周室对夏、商、周后裔的特殊礼遇）代表，率先向姬郑行臣礼，表态“宋愿以宗邦之谊，辅太子安周”。
这一举措既迎合了齐桓公“尊王”的政治需求，也让宋国以“商汤后裔、周室客卿”的身份，在维护王室正统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去世，太子姬郑因担心王子带争夺王位，秘不发丧，先向齐桓公求援。
齐桓公遂召集宋、鲁、卫、许、曹等诸侯在洮地（今河南濮阳东南）会盟，议题有二：一是正式确立姬郑的王位继承权（即周襄王），二是彻底解决郑国问题。宋桓公在会上再次以“周室拥护者”角色，提议“诸侯共同遣使赴周，拥立襄王。最终，周襄王在诸侯支持下顺利继位。
洮地会盟标志着“安定王室”的行动完成：周襄王地位稳固，齐桓公的霸主权威达到顶峰，而宋桓公通过全程参与，借“尊王”提升了宋国的礼仪地位。
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重。临终之前，嫡太子兹甫向他请命，想要将君位让给贤德年长的庶兄目夷。目夷坚决推辞，直言“弟能以国相让，是最大仁德，我不如他，不可越嫡继位”。自认德行不及太子，不敢接受君位。
宋桓公见二子谦恭守礼、不争权位，心中安定，最终确定传位嫡太子兹甫。同年三月丁丑，宋桓公病逝，在位三十一年。太子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宋桓公一生，始于乱世平叛，终于安稳传国，以守成务实的治国方式，修复了宋国的动乱根基，为宋襄公日后图谋霸业积蓄了国力与诸侯声望。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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