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午休，一位新同事拉着我的袖子，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你有没有在办公室看到过什么？”
我说有，每天都看到办公室空荡荡的，和我的日程表一样干净。她摇头，说不是问这个，是问鬼。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在这栋大楼里，闹鬼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只是碰巧，我就是那个专门不信邪的人。
这些年，我听到的故事版本多得能编一本都市怪谈合集。而我做的事也很简单——每一个传说，我都亲自去走了一趟。
比如那部声名在外的 E 电梯。
好几位同事言之凿凿，说那部电梯不干净，有人宁愿迟到也要等旁边的货梯，死活不肯踏进去半步。我这个人好奇心一上来，拦都拦不住。
我特意在早班和夜班时段各坐了好几趟，来回刷楼层，像在做一个没人理解的行为艺术。结果呢？什么也没发生。别说鬼影了，连电梯里的背景音乐都比我期待的无聊。
说实话，我还有点失望。如果真能撞见什么超自然现象，至少能给这日复一日的工作添点新鲜感。但现实就是，连我的幻觉都不肯赏脸陪我坐趟电梯。
另一个经久不衰的传说，是深夜十点左右，办公室里总能听见小孩的哭声。
有人第一次上夜班就被吓得头皮发麻，第二天就申请调了班次。我倒不是不相信她们听到了什么——实际上，我也听到过。
但这件事的答案实在太简单了，简单到说出来都没人愿意相信。我们的办公室离市区最繁华的那片商业区很近，家长们带着孩子逛街、吃饭、看电影，孩子的嗓门有多大，带过娃的都懂。
那些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哭闹声，穿透力比你想象的强得多。真要说恐怖，人类幼崽的声波攻击才是我心目中的年度恐怖片。
五楼的传闻，来自一个已经离职的前同事。
他说五楼不太对劲，言语之间都是欲言又止的暗示。我当时好奇的不是鬼，而是他——你没事跑五楼去干嘛？他说那里有食堂，有午餐，是个休息的好地方。
于是我找了个空闲，专门去了一趟五楼。推开门，一片空旷。没有食堂的影子，没有午餐的香味，更不存在什么适合休息的角落。一切安静得像一个被剪辑掉多余的场景。
所以现在我有几个推理版本：要么这位前同事当时神志不清，要么他记错了楼层，要么他纯粹是在编故事。当然，还有一种浪漫的解释——也许他本就是那些鬼魂中的一员，所以才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个猜测，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真正让这个话题变得复杂的，是上周和一位工作伙伴的对话。
她又问起那个问题：你有没有在办公室看见过什么？我下意识地回答，看见了啊，办公室一如既往空荡荡。她愣了一下，提醒我，她问的是鬼魂。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普通人想象的要难以回答。因为在我的日常里，“看见不存在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常态。我患有分裂情感性障碍，幻觉对我来说不是灵异事件，而是身体的日常运作方式。
于是我很坦诚地告诉她，我每天都在见“鬼”，但绝对不是她好奇的那种。话一出口，我才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我从来没跟她说过。接下来的沉默包裹了我们两个人，那是一场颇为尴尬的解释时间。
在所有传说里，流传最广的，是那位深夜出没的白衣女人。
据说不止一个人见过她，总是在夜班时分，晃荡在办公室的最后排，沉默、缓慢，像一段没有加载完的画面。事情巧就巧在，我上夜班那会儿，坐的恰好就是最后排。
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凌晨，对着电脑屏幕，听着空调的嗡鸣。可我从没见到过什么白衣女人。你们想想，那些声称见过她的同事，每次来办公室待不到一小时就走了，他们到底是在哪段缝隙里看见了这些幻影？
如果非要较真的话，我倒有一个真正瘆人的发现——如果那片区域真有谁显得格格不入，那一定是来去匆匆的同事自己。在凌晨三点的办公室里，他们走动时那道飘忽的影子，恐怕才更像是我们寻找的那种存在。
前几天，有个几乎没说过话的同事突然找到我，想让我陪她一起看一部恐怖电影预告片。
理由是她一个人不敢看。这个请求本身就挺诡异的，毕竟我们严格意义上算是陌生人。但我那天实在是困，而且最近我刚刚决定少干点活儿——在这个特殊的职场里，减少工作量听起来像是违纪，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我的产出排名依然遥遥领先。
所以我稀里糊涂答应了。我们坐在茶水间，屏幕里阴森的音乐响起来，她紧张得攥紧了杯子。那一刻我忽然想，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不信邪”的人坐在身边。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鬼，而是因为比起那些飘忽不定的影子，我们更怕的是独自面对恐惧本身的那种孤立无援。
也许是我的感知阈值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也许是我早已习惯分辨哪些东西真实、哪些东西只是大脑跟我开的玩笑。
我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找到任何一只鬼，但我找到了另一些东西：人们对未知的本能恐惧，对深夜的天然戒备，以及对一个愿意说“我替你去看看”的人的最朴素的依赖。
办公室到底闹不闹鬼？我的答案可能要让大多数人失望了。
这栋大楼里最像幽灵的，大概就是那个深夜里独自坐在最后一排、与幻觉和平共处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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