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天,闷得人喘不过气。我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推开三姑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就听见屋里传来一声尖利的吼叫。
"碗筷我数过了,少一根筷子你都得给我赔!"
屋里头,七十九岁的三姑王秀兰正坐在那张掉了漆的红木椅上,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纸,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她对面站着的,是我那远房表婶刘桂芝,五十多岁,皮肤黝黑,手里还端着抹布,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难看。
"秀兰姐,你这话说的,我刘桂芝是来伺候你的,又不是来偷你东西的。"刘桂芝的声音抖着,眼眶都红了。
三姑把那张纸往桌上一拍:"丑话说在前头!我请你来当保姆,一个月六千块,在咱们这小县城不算少了吧?可我有四个要求,你要是答应不了,现在就走,我另请高明!"
我端着粥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三姑这人,年轻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一辈子精打细算,老伴儿走得早,独生子在深圳安了家,一年到头回不来两趟。她那栋两层小楼,孤零零地立在村东头,前阵子摔了一跤,腿脚不利索了,这才张罗着要请人照顾。
刘桂芝是我表婶,男人前年得肝癌没了,欠了一屁股债,儿子还在念大学。她听说三姑要请保姆,工钱给得高,连夜从隔壁镇赶过来,行李都拎到门口了。
"你说说,哪四个要求?"刘桂芝咬着牙问。
三姑慢悠悠地从兜里掏出老花镜,戴上,拿起那张纸,一字一句念了起来。我在门口听着,手里那碗粥都凉了半截,心里直犯嘀咕:这三姑,真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啊……
三姑念的那四条,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第一条,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之前不许睡,中间不许打盹儿,手机不许玩。第二条,一天三顿饭必须按她的菜谱做,盐多盐少都得过秤,剩菜剩饭保姆自己解决,不许倒。第三条,家里的钱物每天清点一遍,少一分钱保姆自己掏腰包补上。第四条,也是最绝的一条——每个月工资先扣一千块押金,年底一次性结清,中途要是干得不顺心走人,押金一分不退。
刘桂芝听完,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她把抹布往地上一摔,嗓门一下子提了八度。
"秀兰姐!我刘桂芝穷是穷,可不是要饭的!你这哪是请保姆,这是请长工啊!一天十七个小时不让歇,吃剩饭,还要押工资?我不干了!这活儿,给我一万二我也不干!"
她转身就要走,三姑却"哎哟"一声,拍着大腿喊:"你看看你看看,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我还没说完呢——"
我赶紧把粥放下,扶着刘桂芝的胳膊:"表婶,你先别急,听三姑把话说完。"
三姑叹了口气,眼眶忽然就湿了。她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存折和一张房产证。
"桂芝啊,你坐下,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三姑的声音忽然就软了,"我那不孝子,去年回来过年,临走的时候,把我藏在床底下的两万块养老钱偷走了。前头请的那个保姆,跟我儿子串通一气,把我金镯子顺走了,我报警都没用——人家跑回老家去了,警察说够不上立案。"
屋里一下子静了。窗外的知了叫得正欢,可我后背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三姑抹了把眼泪,继续说:"我定那四条规矩,是想试试人心。你要是为了钱啥都答应,那我反倒不敢用你。你刚才那一摔抹布,把我心里头的疙瘩摔没了。"
她颤巍巍地从铁盒里抽出一张纸,推到刘桂芝面前:"这是我立的字据。你照顾我到走那天,这房子……过户给你儿子念书用。工资照发,啥押金不押金的,我老婆子瞎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刘桂芝愣在那儿,半天没回过神。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秀兰姐,你……你这是干啥呀……"刘桂芝"扑通"一下坐在小板凳上,捂着脸就哭了,"我不要你的房子,我就想踏踏实实挣点钱,把我儿子供出来……"
三姑伸出枯瘦的手,握住刘桂芝的手,两个老人,就那么对着掉眼泪。
我站在一旁,鼻子也酸酸的。后来我才慢慢咂摸出味儿来——这世道啊,老人难,难在儿女不在身边,难在被骗怕了,连亲戚都不敢轻易信;中年人也难,难在上有老下有小,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还要看人脸色。
刘桂芝最后还是留下了。她在三姑家一住就是三年,把三姑伺候得干干净净。三姑走的那天,是在刘桂芝怀里咽的气,嘴里念叨的不是她那个远在深圳的儿子,而是:"桂芝啊,下辈子,咱俩做亲姐妹……"
后事办完,三姑那个儿子从深圳飞回来,举着房产证要告刘桂芝侵占财产。村里人都看不下去了,几十号人围在村委会门口,把那小子骂得灰溜溜地走了。
如今刘桂芝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上班,逢年过节,都要带着媳妇去三姑坟上磕三个头。
人这一辈子啊,钱财是身外物,人心才是真金子。三姑那四个"无理"的要求,到头来,试出来的不是保姆,是一份比血缘还浓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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