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唐朝和明朝中后期宦官现象都比较严重,宦官掌握了极大的权力,那么为何两个朝代的专权太监在面对皇权时却体现出了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两个朝代都有宦官专权的现象,但区别却是很大的,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唐朝宦官已经摆脱皇权,明朝宦官却必须依附皇权,而造成这种现象则是由于力量源泉不同、干政方式不同、敌对势力强弱不同等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因而导致唐朝宦官可以限制皇权,但明朝宦官却必须依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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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源泉不同:唐朝宦官自身势力强劲,明朝宦官更多依附皇权

这种不同其实是由两个朝代宦官崛起方式的不同造成的:

1、唐朝宦官的崛起自掌握军权始。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信任朝臣,身为皇帝身边近侍的宦官由于皇帝的信任,开始逐渐干预朝政,甚至在皇帝的允许下掌管兵符,从而权力大涨。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唐代宗时期的程元振、鱼朝恩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建中四年(783年)爆发奉天之难,泾原镇士卒兵变攻陷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并被叛军包围一月余,这次事件中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事后被加封神策中尉,从此宦官执掌禁军成为定制。军权在手的宦官顿时权势滔天,发展到最后,他们不仅掌控着京城的安危,凭借军权更是足以掌握皇帝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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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朝宦官的崛起自文官集团崛起始。明朝宦官的崛起显然与唐朝不同,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且成祖建立内阁制之后,虽然没有了皇权与相权之争,但失去了宰相统领的文官却直接站在了皇权的对立面。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导致武将和功勋集团出现断层,文官集团迅速崛起。此后,文官们不仅执掌朝政,甚至对皇帝的行走坐卧、衣食住行,乃至私生活都严重干预,从而对皇权形成了极大压迫。这是导致明朝中后期内廷和外廷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而为了对抗外廷,皇帝开始重用宦官,利用宦官掌握的厂卫与外廷进行对抗,而宦官崛起后,自然也拉拢了一大批被打压的文官从而形成自己的势力。因此,明朝宦官的崛起源自于文官集团的崛起,而明朝的宦官更多是皇帝用来对抗文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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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朝代宦官崛起的不同方式不难看出,唐朝宦官在崛起以后已经摆脱了皇权的束缚,其权力更多源于自身,因为他们不仅掌控着朝政,且拥有兵权。而明朝宦官的权力则更多来源于皇权,虽然明朝宦官也掌握有兵权(御马监),但军队实际上仍然受制于外廷(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和皇帝(调动权),明朝宦官的最大武器仍然是厂卫。

干政方式不同:唐朝宦官直接干政,明朝宦官通过皇权干政

正如前文所说,在掌握朝政又掌握军权的情况下,唐朝宦官自身实际就已经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因此他们的干政通常比较直接,他们完全可以跨越皇权来直接操控朝政,这使得他们更加无所顾忌,这种情况下废立皇帝对他们来说难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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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宦官则不同,由于他们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厂卫,所以他们干预朝政更多是通过皇权来实现的,“皇权—宦官—厂卫”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根—树干—枝叶”一般,树干和枝叶或许足够茂盛,可以遮天蔽日,可一旦失去了树根的支持,他们很快就会枯死。

其实,唐朝的宦官可以称得上是专权,而明朝的宦官实际上只是干政罢了,完全达不到专权的地步。这种干政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了唐朝宦官可以直接越过皇权,而明朝宦官则必须依附皇权的实际现象。

敌对势力强弱不同:唐朝宦官敌人太弱,明朝宦官敌人太强

同样如前文所说,唐朝宦官甚至已经完全压倒了皇权,在朝中可以说是一手遮天,虽然朝中仍然有政敌,但敌人的实力实在有限,已经不足以威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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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则不同,明朝宦官虽然一度权利很大,但他们却都面对着一个更大的权力集团,那就是文官集团。纵观明朝中后期,即使宦官的权力再大,即使有皇权作为靠山,但依靠个人他们仍然无法与强大的文官集团相对抗,这也是明朝中后期“阉党”出现的原因,只有依靠“阉党”的整体力量,他们才能够和强大的文官集团对抗。

在明朝,文官集团的过分强大使得宦官不得不与皇权形成利益整体,因为离开皇权,他们的权利就是无根之萍,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正如前文所说,明朝的宦官是没法直接插手政权的,即使在太监权利最大的时期,文官集团也只是相应势弱,并非全无反击之力,一旦给他们机会,他们的反扑将极为凶猛,魏忠贤就是例子。

综上所述,唐朝宦官之所以能废立皇帝,而明朝宦官不行,主要便是由于唐朝宦官已经完全摆脱了皇权的束缚,而明朝宦官却不得不依附于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