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的夏天，热得人没处躲。南方小城的巷子里，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拖鞋踩上去能粘起一层黑乎乎的印子。我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除去交给家里的伙食费，剩下的刚够抽烟和租录像带。那会儿录像厅像雨后蘑菇似的到处冒出来，街角巷尾但凡有间空屋子，拉上窗帘摆台电视机和放像机就能开张。一张票五毛钱，连放三部港片，能从下午看到天黑。

厂里下了班我没什么去处，宿舍里六个人挤一间，夏天跟蒸笼似的，还不如花五毛钱去录像厅里坐着。那儿好歹有台吊扇转着，虽然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总比没有强。

那天是个星期六，我照例去了常去的那家。在城南老街一个巷子深处，门脸小得不像话，一块木板手写着“红星录像厅”几个字，红漆掉得差不多了。老板姓刘，三十多岁，瘦高个，一条腿有点跛，据说是早年工伤落下的。他坐在门口的破藤椅上收票，见我来就点点头，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票根撕了递给我。熟了，连话都不用多说。

那天的片子是《英雄本色》连放。我已经看过两遍了，但架不住想看第三遍。小马哥用假钞点烟的镜头，看多少回都觉得带劲。录像厅里头乌烟瘴气的，前排几个小伙子抽着烟，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我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两边各坐了一个人，左边是个穿汗衫的中年男人，打着赤膊，身上一股汗味。右边隔了一个空位坐着个女人，一开始我没注意她，影影绰绰的光线里只看见她穿了件碎花的短袖衬衫，头发用皮筋扎着，垂在肩膀一侧。

片子放到第二部的时候，我右边的空位忽然坐下了个人。我没转头，余光扫了一眼，是刚才那个碎花衬衫的女人。她坐得离我很近，胳膊肘几乎挨着我的，身上有股淡淡的胰子味，跟录像厅里的烟味汗味混在一起，反而显得干净。她坐下来之后没什么动静，就安安静静地看着屏幕。但我注意到她身子微微往我这边倾，像是想跟我说什么，又没开口。

到了第三部，英雄本色系列的最后一部，剧情正到高潮的时候，她忽然轻轻拽了一下我的袖子。那动作很轻，像猫爪子搭了一下，我转过头看她。

她大概三十岁出头，脸盘圆圆的，眉毛细而弯，嘴唇薄薄的，没擦口红但看着很润。眼睛不大，但挺亮，在屏幕变幻的光线里一闪一闪的。她见我转头，凑近了一些，声音压得又低又急：“别走……我家有带子没看完。”

我当时脑子就短路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认识她吗？我仔细又看了她一眼，确定自己从没见过这张脸。录像厅里光线昏暗，屏幕上枪声砰砰响着，周围的人都没注意我们这边。她又拽了我一下袖子，这回用了点力，手指攥着袖口的布料，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你……”我嗓子有点发干，“你认识我？”

她没回答这个，而是又往我这边凑了凑，鼻尖都快碰到我肩膀了。她说：“你跟我来，就前面那条巷子，不远。”

我整个人僵在椅子里。脑子里翻来覆去转了无数个念头，第一个反应是遇到了什么仙人跳之类的事，可我一个小学徒一个月挣四十八块钱，身上连十块钱都掏不出来，能跳我什么？第二个反应是这女人是不是认错人了，把我当成了别人。可她叫我“来”的时候眼神很定，看着我的眼睛，不像认错人的样子。

屏幕上周润发的枪又响了一梭子，我鬼使神差地点了一下头。那女人立刻站起来，弯着腰从座位前面挤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在录像厅门口漏进来的一线光里清清楚楚——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笑意，完全不像是要做坏事的样子。

我跟了上去。

出了录像厅，外面的热浪扑上来，刚才在屋里待久了反而觉得外面更热。她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碎花衬衫的后背被汗洇湿了一小块，贴在身上。她拐进了录像厅旁边那条巷子，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走，两边的老墙根长着青苔，有户人家院子里种的丝瓜藤翻过墙头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晃着。

我跟着她走了大概两百米，她在一扇木门前停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开了锁推门进去。门里面是个小小的院子，收拾得挺干净，墙角种了几盆凤仙花，红红粉粉的开着。正屋的门敞着，能看见堂屋里一张八仙桌、两把藤椅，桌上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放像机。那机器看着挺新，比录像厅里那台旧货强多了。

她回头冲我招了招手：“进来吧。”

我站在院子门口犹豫了两秒。院里静悄悄的，除了她没别人。电视机前面放着两盘录像带，盒子上印着花花绿绿的封面，看不清字。她见我不动，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自然，嘴角弯起来，眼角的细纹浅浅的，整张脸都舒展了。

“怕什么？”她说，“我又不吃人。”

我迈进了院子。她引我进了堂屋，把电视机和放像机打开，熟练地塞进一盘带子，“咔嗒”一声，屏幕亮了。她指了指藤椅：“坐吧。”

我坐下来，她在旁边的矮凳上坐了，离我很近，胳膊肘几乎又挨着我的。屏幕上的画面开始播放，不是什么港片，是一盘录下来的电视剧，古装的，人物说话带着浓浓的对白腔。我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是前阵子地方台放过的一个连续剧，讲的是明代一个清官的故事。那剧播的时候我在厂里上夜班，断断续续没看全。

她盯着屏幕，看得很投入，偶尔轻轻“啧”一声，或者无声地笑。我余光里看见她的侧脸，睫毛不算长，但密密地垂着，在屏幕的光线里投下一小片阴影。她的嘴唇在跟着电视里的人对白微微翕动着，像在默念台词。

我这时候才慢慢回过味来——她真的就是找我来看了盘录像带。没别的。

“你怎么知道我想看这个？”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表情像是一点儿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奇怪的：“刚才在录像厅里，第三部演到一半的时候，你说了句‘还是前面的好看’。就你自言自语那一句。我想着你看枪战片看得闷了，换换口味也好。”

我愣住了。我确实说过那句话，声音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她坐在我旁边，居然就记住了。

“你一个人看带子没意思。”她又说，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老公出差了，家里就我自己。”

她说完这句话，又转过头去看电视了。屏幕上的清官正在公堂上断案，惊堂木一拍，“啪”一声脆响。她看得聚精会神的，嘴角还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

我带子看完了，天也黑了。她站起来送我到院子门口，扶着门框，忽然问了一句：“你明天还来不来？还有一盘，讲后面的事。”

我说不一定，厂里可能有班。她“哦”了一声，没再多留。我走出巷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碎花衬衫在暮色里变成一团模糊的浅色影子，冲我摆了摆手。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厂里没班，我在宿舍里躺了半天，电风扇嗡嗡转着吹出来的全是热风。下午三点多钟我实在躺不住了，揣着两块钱出了门。走到那扇木门前的时候，心跳得有点快，也不知道为什么。

门虚掩着，我推了一下就开了。她正蹲在院子里给凤仙花浇水，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我，笑了一下：“来了啊。”

那语气熟稔得像我们认识了好多年。她放下水壶，引我进屋，电视已经开着了，放像机里卡着另一盘带子。我坐下来，她又坐我旁边，这回比昨天近了一点，膝盖几乎碰着我的。

电视上演的是同一个连续剧的后面几集，她把前面我没看到的部分大致讲了一遍。她讲得不错，理得清清楚楚的，哪个人物怎么回事、哪条线埋了什么伏笔，一串一串地说出来，不带磕巴。我听得入了神，偶尔插几句嘴，她都认真地接了话头。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倒比光看电视有意思。

就这样，那个夏天我把那个连续剧剩下的十几集在她家陆陆续续看完了。有时候隔一天去一次，有时候连去好几天。她去巷口的小卖部买两瓶汽水回来，一瓶给我一瓶给自己，冰凉的玻璃瓶握在手里，外面沁出一层水珠，喝一口辣辣的二氧化碳冲上鼻腔。她看得高兴了就笑，笑声脆生生的，在安静的小院里散开，凤仙花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响着。

我从来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她也没问过我。两个人的关系就停留在“一起看录像带”这个层面上，不深一分也不浅一分。有时候我想问她老公什么时候回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那不是该我问的事。

有一天傍晚看完带子，她忽然没急着起来送客。她坐在矮凳上，两只手搭着膝盖，看着屏幕上已经变成雪花的画面，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她转过头看着我，问了一句：“你觉不觉得，人有时候挺孤单的？”

我被她这句话问得愣住了。那会儿我二十一岁，满脑子除了录像带和厂里那点事之外就是想着怎么能多挣几块钱。孤单不孤单的，我从来没正经想过。

她没等我回答，自己又笑了，站起来把带子从机器里退出来，仔细放进盒子里，搁在桌上码好。她弯着腰整理东西的时候，碎花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后颈露出白白的一小片皮肤，碎发毛茸茸地贴在那一小片皮肤上。

“这盘留给你。”她说着把带子递给我，“拿回去自己看吧，以后不用来我这儿了。”

我接过带子，塑料壳子冰凉的，上面还带着她掌心的余温。我想说点什么，可她笑着摆了摆手，跟每次送我到门口时一样，扶着门框冲我摆了摆。

“行了，回去吧。晚了凉快。”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宿舍里其他人早就呼噜震天了。我盯着天花板，手里握着那盘录像带，塑料壳子被我攥得发烫。窗外传来蛐蛐的叫声，一阵一阵的，像永远都不会停。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我又去过那扇木门几次，门都锁着，院子里凤仙花没人浇水，蔫蔫地垂着头。有一次碰到巷子里邻居老太太，我问了一句这家人去哪儿了，老太太看了我一眼说：“回老家了，两口子一块走的。”

我也就再没问过。

那盘录像带我一直留着，搬了三次家都没扔。后来放像机坏了、磁带也买不着了，那带子就搁在书架最顶上落灰。有时候收拾屋子看到它，塑料壳子已经泛黄了，标签上的字模糊得看不清。我就拿下来擦擦灰再放回去，也不打开看——看了也放不出来了。

很多年之后我偶然在电视上又看见那个连续剧的重播，画面比当年清晰多了，演员的毛孔都能看清。我坐在沙发上看了两集，剧情还记得七七八八，可当年在小院里跟一个陌生女人并肩坐着看带子的那种感觉，怎么也回不来了。电视里的惊堂木照例“啪”一声响，我盯着屏幕忽然走神了，想起那个碎花衬衫的背影，想起她蹲在院子里浇花的样子，想起她递给我汽水瓶的时候手指轻轻碰了我一下又缩回去的温度。

那盘带子现在还搁在我书架上。前年搬家媳妇收拾东西问我还留这玩意儿干啥，我说是个念想。她没多问，又给我搁回去了。

我有时候会想她叫啥名字。想了半天，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只有“碎花衬衫”和“凤仙花”这两个词。她长什么样我也记不太清了，就记得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夏天傍晚从巷口吹过来的风。

九零年的夏天过完就入了秋。后来我再没去过那家红星录像厅，听人说刘老板后来把店盘出去了，回老家开了个小卖部。那条巷子前几年拆迁，老房子推平了盖了新楼，凤仙花早就没了，丝瓜藤也没了。我开车路过一次，根本认不出来当年的模样。

但那扇木门推开的时候吱呀响的声音，我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