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上海，霞飞路。
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繁华的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叶已经开始变黄，在秋风中簌簌飘落。路边的咖啡馆、面包房、时装店一家挨着一家，橱窗里陈列着从巴黎运来的最新款式的帽子和裙子。穿着旗袍的女人和西装革履的男人在街上漫步，黄包车叮叮当当地穿梭往来，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香气和法国香水的气味。
霞飞路中段有一家修伞铺，叫“一把撑”。铺子很小，只有一扇门宽，门口挂着一把撑开的油纸伞作为招牌，伞面上画着一枝梅花，墨迹已经有些褪色。铺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伞——油纸伞、布伞、洋伞，有的缺了骨架，有的破了伞面，有的断了伞柄。墙角放着一堆竹片和铁丝，还有一罐桐油，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修伞匠叫伞遮天，四十九岁，浙江绍兴人。他身材瘦长，手指灵活，常年系着一条沾满桐油渍的围裙。他从十六岁开始学修伞，一干就是三十三年。他修伞的手艺极好，无论多破的伞到了他手里，都能修得完好如初。他修过的伞少说也有十几万把，霞飞路上的老住户都找他修伞。他常说一句话：“伞是人的伴。晴天挡太阳，雨天挡雨水，风里雨里都陪着你。伞坏了要修，人心坏了也要修。”
伞遮天有一个儿子，叫伞亮，今年二十四岁。伞亮十八岁那年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伞遮天知道儿子在做危险的事情，但他从来不问，只是在每次儿子回家时，默默地给他下一碗阳春面，卧两个荷包蛋。
没有人知道，伞遮天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交通员，代号“伞骨”。他一九四五年由上海局秘密发展，负责利用修伞铺的便利条件，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和转运物资。他的上线是一个叫“老周”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会以修伞的名义来找他，把情报藏在伞柄的空心里带走。
1948年六月的一个深夜，伞亮出事了。
那天晚上，伞亮在住处召集几名进步青年开会，讨论如何配合即将到来的解放上海的行动。会议进行到一半，楼下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叫骂声。伞亮意识到情况不妙，迅速让大家从后窗撤离。他自己最后一个走，刚爬上窗台，房门就被踹开了。
几名穿着黑色便衣的特务冲了进来，为首的一个人指着伞亮喊道：“就是他！别让他跑了！”
伞亮从窗台上跳了下去，落在后巷的垃圾堆上，摔伤了左脚踝。他一瘸一拐地往前跑，特务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追到一条死胡同时，伞亮无路可逃了。他转过身，面对着追上来的特务，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枪响了。伞亮倒在了血泊中。
特务们围了上来，为首的一个人踢了踢伞亮的尸体，啐了一口，说：“便宜这小子了。本来还想从他嘴里撬出点东西来。”
伞亮的尸体被特务们扔在了停尸房里，没有人认领。伞遮天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花了三根金条，才把儿子的尸体弄了出来。他把儿子埋在了龙华公墓，面向着上海的方向。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说：“亮亮，爹对不起你。爹没保护好你。你放心，爹不找到那个出卖你的人，誓不为人。”
伞遮天有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本事——他对伞骨折断的声音有着极其敏锐的分辨能力。他修了三十三年伞，听过无数次伞骨在狂风中断裂的声音。他能通过伞骨折断时发出的声响，准确判断出这把伞是什么材质、用了多少年、是在多大的风力下折断的。他还能通过伞骨断裂处的茬口形状，判断出这把伞是自然损坏还是被人为破坏的。他常说一句话：“伞骨和人骨一样，断了就会发出声音。你听懂了那个声音，就知道它是怎么断的。”
伞亮牺牲后，伞遮天开始暗中调查那个出卖儿子的叛徒。他知道，那天晚上的会议是临时决定的，知道会议地点和时间的人极少。如果不是内部出了叛徒，特务不可能那么准确地找到那里。
伞遮天利用修伞铺的便利条件，暗中观察每一个来修伞的可疑人员。他特别注意那些在伞亮出事前后行为异常的人。他把每一个可疑的人都记在心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打探他们的背景。
他找了整整两个月，终于锁定了一个人——一个叫苟告密的男人。
苟告密，三十八岁，江苏苏州人。他原本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负责在沪西一带活动。1948年春天，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下叛变了革命。为了表示“诚意”，他把沪西地区几个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全部供出，导致多名地下党员被捕。伞亮牺牲的那天晚上，正是苟告密向特务提供了会议的地点。
苟告密叛变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霞飞路上的一家文具店老板。他表面上是个生意人，实际上继续为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他的文具店离伞遮天的修伞铺只有两百多米远，两人偶尔会在路上碰面，互相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伞遮天摸清了苟告密的底细后，开始酝酿一个计划。他知道自己不能硬拼——苟告密虽然表面上是个文具店老板，但身边随时可能有特务保护。硬拼的话，他一个修伞的，根本不是对手。但他也不想让苟告密死得太痛快——他要让这个叛徒在临死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十月的一个下午，上海下了一场绵绵秋雨，霞飞路上的行人纷纷撑起了伞。伞遮天坐在铺子里，用竹片削着伞骨。这时，苟告密拿着一把断了骨架的洋伞，走进了他的铺子。
“伞师傅，我这把伞的骨架断了两根，你帮我修修。”苟告密把伞递了过来。
伞遮天接过伞，展开看了看——这是一把进口的洋伞，钢骨结构，伞面是黑色的绸布。两根钢骨在靠近伞柄的位置断了，断口整齐，像是被人用力掰断的。伞遮天心里冷笑了一声——他知道，苟告密根本不是来修伞的，他是来观察他的，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常。
伞遮天没有抬头看苟告密，低头开始修伞。他先用钳子把断掉的钢骨取出来，然后从一堆旧伞骨里找出两根尺寸合适的，用锉刀打磨好接口，再用细铁丝绑紧，最后涂上一层防锈油。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精细的活儿。
苟告密站在一旁，双手插在口袋里，假装在看伞遮天修伞，实际上在用余光打量着铺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他看到墙角堆着一堆旧伞，墙上挂着一排修好的伞，柜台上放着几把待修的伞，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伞遮天修好了伞，递给苟告密，说：“好了，先生，您试试。”
苟告密接过伞，撑开又收拢，试了试，满意地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
伞遮天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手里的锉刀慢慢地攥紧了。他知道，苟告密还会再来的——叛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会反复回到自己出卖过的人身边，确认对方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
果然，一个星期后，苟告密又来了。这一次，他不是来修伞的，而是拿着一把崭新的油纸伞，说要伞遮天在上面画一幅画。
“伞师傅，听说你画画的手艺也不错，帮我在伞面上画一枝梅花吧。”苟告密笑着说。
伞遮天接过伞，展开伞面，拿起毛笔，蘸上墨汁，开始作画。他的手很稳，笔锋流畅，一朵朵梅花在伞面上绽放开来。苟告密站在一旁，看着伞遮天作画，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伞师傅，你在这条街上做了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不容易啊。你儿子呢？没跟你学手艺？”
伞遮天的手停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他说：“我儿子死了。去年夏天，被特务打死了。”
苟告密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很快挤出一副惋惜的表情，说：“哎呀，真是可惜了。年纪轻轻的就……”
伞遮天没有接话，继续画梅花。他画完最后一朵梅花，放下毛笔，把伞递给苟告密，说：“好了，先生，您看看满意不满意。”
苟告密接过伞，看了看伞面上的梅花，赞不绝口：“好画！好画！伞师傅果然名不虚传！”
他付了钱，拿着伞走了。伞遮天看着他的背影，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在那把伞的伞柄里，藏了一样东西——一根细如发丝的钢针，针尖淬了剧毒。苟告密只要撑开伞，握住伞柄，钢针就会刺破他的手掌皮肤，毒素会在三分钟内进入血液，让他心脏骤停而死。
苟告密没有死在那根钢针下。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后，把伞放在了门后的伞架上，没有撑开。第二天，他把伞送给了他的姘头，一个舞厅的歌女。歌女撑着那把伞去上班，在路上的时候，觉得伞柄上有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手心，她看了看手心，有一个小小的红点，但没有在意。几分钟后，她在路上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心脏停止了跳动。
歌女的死被当作一起普通的猝死案件处理了，没有人追究。苟告密甚至都不知道那把伞有问题，还以为歌女是死于心脏病发作。
伞遮天得知歌女死讯后，知道自己失手了。他没有气馁，而是开始筹划第二次行动。他知道，苟告密迟早会发现那把伞有问题，到时候他就会提高警惕，再想下手就更难了。他必须在苟告密反应过来之前，结束这一切。
十一月的一个深夜，月黑风高。伞遮天关了铺子，拿着一把修好的伞，来到了苟告密的文具店门口。他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了苟告密的声音：“谁啊？”
“是我，修伞的。苟先生，您上次落在我铺子里一把伞，我给您送过来了。”
门开了一条缝，苟告密探出半个头，看了看伞遮天，又看了看他手里的伞，确认没有问题，才把门打开，让伞遮天进来。
苟告密住的房间在文具店的后面，一间不大的屋子，摆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和一盘没吃完的花生米。苟告密让伞遮天把伞放在桌上，然后说：“伞师傅，辛苦你跑一趟。来，坐下喝杯茶。”
伞遮天没有坐下，而是站在屋子中央，看着苟告密。他说：“苟先生，我有个事想问你。”
苟告密愣了一下，说：“什么事？”
伞遮天说：“去年夏天，霞飞路后面那条巷子里，有一个年轻人被特务追到死胡同里，开枪自杀了。那个年轻人，是我儿子。”
苟告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后退了一步，手伸向桌子的抽屉——那里放着一把手枪。
但伞遮天比他更快。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那把伞，猛地撑开，挡住了苟告密的视线。苟告密一愣神，伞遮天已经从伞骨里抽出了一根削尖的竹片，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扎进了苟告密的喉咙。
噗嗤——一声闷响，竹片穿透了苟告密的喉咙，从后颈穿了出来。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溅了伞遮天一脸。
苟告密瞪大了眼睛，双手捂住喉咙，嘴里发出咯咯的声响，身体晃了晃，然后直挺挺地向前扑倒，栽在了地上，抽搐了几下，不动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
伞遮天蹲下身，把竹片从苟告密的喉咙里拔出来，在他衣服上擦了擦血迹，然后收回伞骨里。他站起身，把伞收拢，放在桌上，然后拿起桌上的煤油灯，把灯油倒在床上和窗帘上，划了一根火柴，扔了上去。
火苗腾地一下蹿了起来，迅速蔓延开来，吞噬了床铺、窗帘、桌椅，也吞噬了苟告密的尸体。伞遮天站在门口，看着火势越来越大，然后转身，走进了夜色中。身后，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救火的锣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
文具店的大火烧了一整夜，苟告密的尸体被烧成了一具焦炭。警方调查后认定是电线短路引发的火灾，苟告密是在睡梦中被烧死的。没有人怀疑这是一起谋杀。
伞遮天后来还是每天坐在霞飞路的修伞铺里，给人修伞。他的手艺依然很好，价钱依然公道，笑容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偶尔有人注意到，他修伞的时候，会多做一个动作——他会把每一把修好的伞撑开，对着光仔细检查一遍伞骨，确认每一根伞骨都牢固可靠，才会交给顾客。
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了。霞飞路上挤满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伞遮天站在自己的修伞铺门口，看着那些穿着黄色军装的年轻人列队走过，脸上洋溢着笑容，他的眼眶湿润了。
他转身回到铺子里，拿起一把他珍藏了很久的油纸伞——伞面上画着一枝梅花，那是他给儿子画的。他撑开伞，举过头顶，走出了铺子。阳光透过伞面洒下来，在他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沿着霞飞路慢慢地走着，走到了龙华公墓，来到了儿子的坟前。
他把那把伞插在坟前，跪了下来，磕了三个头，说：“亮亮，爹替你报仇了。那个出卖你的人，已经下去陪你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你在天上看到了吗？”
一阵风吹过，伞面上的梅花轻轻地颤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他的话。伞遮天站起身，最后看了儿子的坟一眼，然后转身，一步一步地走回了霞飞路。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有些佝偻，但他的步伐很稳，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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