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西方主流经济学缺陷！北大这门课，寻找中国答案|中国|北京大学|北大|经济学家

过去四十多年，

中国经济取得了肉眼可见的进步。

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

中国在改革初期采取的“渐进式双轨制”，

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最糟糕的制度安排。

按照当时的判断，

中国经济即使不崩溃，

也很难真正成功。

但后来的事实恰恰相反。

1994年，当“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时，

林毅夫便在《中国的奇迹》中

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中国的成功，

不是因为遵循了西方的标准答案，

而是因为没有照搬它。

由此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局限：

它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

把发达国家的制度和结构，

当作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目标。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理论，

注定难以成功。

一场来自中国的经济学“结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让贫困国家实现工业化，成为发展经济学最迫切的问题。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相信症结在“市场失灵”：既然落后国家无法靠市场自发建起资本密集型工业，政府就应集中资源，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进口替代。工厂确实建起来了，却普遍缺少竞争力，只能依赖长期保护和补贴。

随后兴起的第二代发展经济学把失败归因于“政府失灵”，开出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化的药方，主张用“休克疗法”一次完成转型。然而，一些国家等来的不是效率跃升，而是企业倒闭、经济停滞和危机频发。反倒是实行出口导向的东亚经济体，以及采取渐进式双轨改革的中国内地、越南等，走出了被当时主流理论认为“不正确”的成功道路。

休克疗法是一种旨在通过快速、激进的改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策略。

林毅夫教授把新结构经济学称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正是要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倒置。

第一代看到了结构，却把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当作落后国家应该立即拥有的目标；第二代看到了激励，却忽视许多保护和扭曲，本就是为维持那些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而产生。

两者共同忽视的，是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内生于一个国家当时拥有的资本、劳动力、资源等条件。新结构经济学因此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一场持续的结构变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交通、电力、金融、法律等软硬基础设施也随之完善。

发展中国家最有效的路径，不是复制富国今天的产业，而是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积累资本，再借助后来者优势逐级升级。企业要听见真实的价格信号，需要“有效市场”；产业升级中的先行者外部性和基础设施瓶颈，又需要“有为政府”来解决。

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系统阐释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内在逻辑，以及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市场与政府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成就。所谓“结构革命”，就是把经济学从一个默认所有国家站在同一平面上的二维世界，带进一个承认发展阶段和结构差异的三维世界。

不从理论出发，而从真实世界出发

面对一个新的经济现象，许多研究者习惯先查文献：有没有一种现成理论可以解释它？

林毅夫教授常常提醒学生，研究的第一步应该是暂时放下这些答案，用“初生婴儿的眼光”重新观察现实。他把这种不被既有理论、模型和经验束缚的状态称为“常无”。

林毅夫教授与学生在一起。

“常无”并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不把任何理论当成真理。因为同一种现象，往往可以被几套逻辑自洽的理论同时解释。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一个“讲得通”的故事，而是找出那个最接近本质、能够决定结果的原因。

具体怎么找？林毅夫总结出“一分析、三检验”。所谓“一分析”，就是追问：谁在作决定？他想达到什么目标？手里有哪些资源？受到什么限制？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一项？由此建立一条完整的因果链。

林毅夫教授在书房伏案写作。

有了解释，还要经过“三检验”：向历史纵深看，这个原因出现前后，现象是否发生了相应变化；向不同地区横向看，有这个条件和没有这个条件的地方，结果是否不同；再观察其他相关现象，看它能否解释一系列连锁结果。只有同时经得起时间、空间和多种现象的检验，一个解释才可能抓住了根本原因。

对于暂时没有能力一眼看穿现象的初学者，林毅夫建议把顺序倒过来，使用“三归纳、一分析”：先比较一个地方前后的变化，再比较不同地区的差异，最后从同时发生的多种现象中寻找共同线索；找到可能的原因之后，再回到具体决策者的目标、资源和限制条件，建立解释。

而判断一种理论是否真正成立，最终还要看它能不能指导行动、解决问题。林毅夫把这称为“知成一体”：理论不仅要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更要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实践取得的结果，又反过来证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世界。

林毅夫教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我们在发展中国家读书的目的是明理，明理的目的是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七十岁再“创业”：“林班”转眼6年了

2020年，年近七十的林毅夫决定再“创业”，在北大创办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

第一届只有九名学生，来自不同院系。宣讲会上，他告诉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国正在接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解释中国现象，也可能产生引领世界的新理论。他把最早加入的学生称为“醒得早”的一群人，指出醒得早还不够，更要“起得早”，真正去观察中国、研究中国。

2020年9月18日，首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林毅夫班）举办开班仪式并合影。

“林班”的特色，在于它不仅仅教经济学，更努力培养一种思考世界、理解现实、面向未来的能力。第二届学生郭少瑛刚加入时甚至怀疑：“推翻现有理论而非小修小补，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傲慢。”林毅夫没有因为质疑而不快，反而认为敢于发问正是创新的起点。

学生们在“林班”课堂上，既讨论全球经济焦点，也敢于向提出最现实的难题：如何复苏经济？技术变革下如何不被淘汰……讨论“李约瑟之谜”之谜时，有学生坚持科举制度是决定性因素；林毅夫仍不紧不慢地追问：科举制度本身，会不会也是当时经济结构的结果？

更难得的是，林毅夫坚持与学生一对一答疑、深入交流，每月组织聚餐讨论，把“传道授业解惑”落到实处。对于困惑中的学生，他常以温和的耐心和人生的智慧指点迷津——既教大家如何做学问，更教大家如何做人。

林毅夫给学生作业的批注。

课堂之外，每名学生每月都要提交学习心得。邮件有时深夜发出，凌晨便收到回复，林毅夫的批注甚至比学生的正文还长。他不只指出结论对错，更追问结论是怎样得来的。

学问在学与问，是“切磋”出来的

对于中国经济和青年一代，林毅夫始终怀有很大的信心。被问及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时，他坦言，自己未必会获奖，但相信：“跟着新结构经济学这条路走，未来获奖的，可能是你们这一代，或你们的下一代。”

2026年5月14日，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上以“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及对青年学者的期盼”为题作主题报告：“要迎接这个时代，既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也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清楚自己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身认识世界，进而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真正的世界影响力，首先需要培养一批能够从中国现实中提出原创理论的青年学者。即使现有的国际学术话语和评价标准仍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他依然相信：“只要我们持续努力，扎根中国实际，不断创新，就一定会有属于中国经济学家的高光时刻。”

林毅夫不希望学生只是记住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而是希望通过师生之间一次次真正的切磋，让他们学会从现象中发现问题、在追问中辨别因果，最终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