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实用主义符号哲学，人们往往很自然地想到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的观点及其对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哲学的影响。事实上，符号哲学也是古典实用主义哲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哲学思考的重要内容。然而，与对其他哲学问题的处理类似，杜威没有对符号哲学进行专门界定，更谈不上进行系统、集中和层层推进的论证与阐释。杜威更多是让他的符号哲学与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等交织在一起。不过，在1925年发表的、似乎是对其哲学进行总结的著作《经验与自然》中，杜威使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讨论符号与语言问题。在其学术生涯末期写作的《认知与所知》中，杜威再次讨论了与符号相关的哲学论题。
杜威符号哲学的出发点，是高度重视符号—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意义的重要关系。在他看来，人类特有的需要是占有和欣赏事物的意义，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把握对象和事物的意义。由于人们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在意义领域中进行的，哲学的正当工作就是澄清和解放意义。人们在讨论对象和客体时，感觉经验、物理条件和心理状况等都不断发生变化，但人们通过符号和语言实现了事物的意义和活动的意义的标准化，从而使得意义相对稳定，并使得人们有可能获得一致的信念。因此，意义离开语言是无法存在的，语言不仅是人的心理存在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且浓缩着那些记录社会成就和预示社会前景的意义。对语言符号进行讨论，是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视野中，人是经验活动的承担者和组织者，经验活动是人改造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工具，理智活动是人的经验活动必不可少的思想工具。而思想工具的作用，同样离不开符号和语言。按照杜威的话说，器具和应用、用具和使用总是与指导、提议和记录联系着，而指导、提议和记录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有了符号—语言；凡为人们所谈过的关于工具作用的东西，都要服从语言所提供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工具的工具。
杜威认为，符号—语言有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语言的基本材料和物质条件是信号动作。然而，信号动作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语言，有必要把人的语言中的信号成分与动物的单纯的刺激反应的作用加以区分，信号只有经过人的加工才能变成类似于符号—语言的东西，并起到它所能起到的作用。
就符号—语言的发生过程来看，用人工符号代替自然符号，标志着人类语言的不断完善。在杜威那里，所谓“自然符号”，就是可以用作符号的自然客体和事件，如乌云预示大雨。从自然符号发展到人工符号，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人工符号使进入文明状态的人与处于野蛮状态的人有了极大区别。野蛮人与文明人的重大差异在于，文明人使用人工符号，而野蛮人仍然局限于使用自然符号。人类文明程度越高，对人工符号的使用就越精确和普遍。在杜威的符号哲学中，人工符号的核心价值是让人在结果到来之前能够得到提醒，并且自如地寻求迎取或避免这些后果的方法。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生存状态不断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境遇中，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尽可能准确、迅速地预料未来、趋利避害。这从客观上促进了语言符号的产生与演化。第二，人工符号克服了自然符号的某些固有缺陷。自然符号的先天不足和人工符号的优良性能是促使人工符号产生并得以不断完善的直接动因。具体而言，自然符号主要有三个局限。其一，分散性或转移性。自然符号往往使人们把注意力从它所意指的东西上转移。其二，非独立性和直接性。自然符号往往受到外部情况支配，人们即便需要它们，也只能耐心等待，直到自然事件出现，才能得到警告和某些事件可能来临的提示。其三，非高效性。自然符号是笨重、庞杂、非精确和难以控制的，这影响了它的效果。
相对而言，从自然符号提升和演化而来的人工符号至少有三个明显优点。其一，人工符号具有凝聚性。比如，“马上就要下雨了”这种人工符号与乌云滚滚的场景相比，对人的感觉器官的刺激要弱一些。所以，人们如果想得到益处，必须高度重视这些符号的出现及其内容。其二，人工符号具有可控性。人工符号处于人们直接控制的范围，一旦需要，就可以把它们生产出来。当我们可以造出“雨”这个字时，就不必等待雨的某些物理的预报来唤起我们的注意。虽然我们不能随意地造出云层，但我们可以任意地造出这个声音；并且，作为这个意义的标记，这个声音达到了云层所要达到的目的性。其三，人工符号具有便利性。由于人工符号是简洁、便利和精确的，所以它们不仅易于控制，而且非常方便。
在杜威的符号学哲学中，由符号构成的语言，是人的经验活动和社会交流的工具，它们的意义在生活世界中不断生成。第一，正如思想是一种活动一样，语言也是一种使用性活动。从产生之时起，符号就与语言的使用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符号—语言的故事就是关于如何利用它们的故事，而利用符号—语言，既是其他事情产生的后果，它本身又会产生丰富的后果。第二，符号—语言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重要关系。人的行动是关乎有机体—环境的事情，思维是用来控制环境的工具，反思是对环境的间接反应。符号—语言与环境的作用是相互的，人的活动赖以产生和实施的环境，决定了符号语言的演化和发展；而人的言谈的基本模式、词汇量，则都是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脑海中出现的情境的质量的优劣、数量的众寡，能够规定人们的思维的效果之优劣。符号可以激起一种情境，人们在这种情境中享受事物和行为的意义。第三，符号—语言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们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工具。人类的活动是共同参与的，社会存在于沟通和交往中，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超验主义者，往往都忽视了符号—语言的社会交往角色，他们没有看到逻辑和理性的意蕴的重要性，是社会的斗争、交往、互助、指导和协同行动产生的后果。所以，符号反映一种关系，参与性是它们的根本性质。
进一步说，符号—语言的要点不是“表达”，而是沟通。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式”。杜威指出，这种观点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语言的真正要点不是关于某些原先存在的事物的表达，更不是关于某些原先就有的思想的表达。人们的行动是合作进行的，在合作中，往往由于误解或不了解而产生意见分歧和行为冲突，因此必须运用符号—语言来协调人们的交往关系。符号—语言既可以通过对愿望、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来影响别人的活动，也有助于人们加强社会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把符号—语言比作货币。
杜威的符号哲学是现代西方符号哲学的重要内容，值得展开进一步的思考。第一，杜威的符号哲学秉承了他反对二元对立的哲学立场，主张符号—语言与现实世界是一种整体性的、有机的和过程性的关系，符号—语言与生活世界彼此交相影响，力图在人的生存处境与经验活动中去观察和理解符号及由符号构成的语言的变化。第二，杜威的符号哲学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色。在杜威那里，符号—语言是人们改造主客观世界、建构意义的经验活动的工具。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关乎自然的，都发生在自然之中，也是一个自然生成和演化的过程，符号—语言是自然发生与人为加工和提升的产物。所以，杜威的符号哲学，既尊重自然，也强调符号—语言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与经验改造。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符号哲学反对空谈，反对建构抽象的、先验的、孤立和静止的语言—符号实体，而是直面生活和实践中的问题，聚焦语言如何应对人的生存境遇，如何获取理想的实践结果，如何在生活世界中发挥语言的工具效用。第三，杜威的符号哲学继承了皮尔士符号哲学的某些重要主张。这一点与卡西尔有相似之处。皮尔士对三元符号理论的建构，奠定了现代符号哲学的核心，也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尽管卡西尔的相关学说抹去了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实用主义色彩。杜威的符号哲学则直接沿袭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精神，接受并强化了皮尔士关于符号的工具性、实践效用与意义的动态生成性的基本论点，但他同时淡化了皮尔士符号哲学的深厚逻辑学底色，更明确和凸显了符号—语言生成、发展和起作用的社会因素。
综上，杜威立足经验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视角，构建了一套以实践和社会交往为核心的符号哲学。他突破传统符号理论的先验化、逻辑化局限，厘清了符号从自然形态到人工形态的演化逻辑，确立了语言“沟通优先于表达”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为现代社会符号实践与语言交往研究提供了务实的理论支撑。
作者系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邵贤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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