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在汉武帝时期始置“青衣县”，曾经是“汉嘉郡”驻地。芦山文物古迹富集，体量大的有王晖石棺、樊敏碑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些文物的面世一度引起轰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晖石棺的时间是“建安十六年”(211年)，高颐阙是“建安十四年”(209年）前后只差两年，属于同一时期。
王晖石棺（严永聪 摄）
1942年，时任西康省通志局主任的任乃强先生在芦山主持发掘了王晖石棺。之前，王晖石棺已经被盗，半掩半露的撂在那儿，当地人传说是王晖的狐妻之墓。墓地阴晦，因此少有人关注。彼时芦山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群众大多没有“文物”的概念。经任乃强考察、发掘，汉代末年“上计史”王晖的石棺才得以浮现出土。
任乃强先生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对王晖石棺进行了精到的阐述，形成了详细、专业的发掘考察报告。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在业界之外产生多大的影响。本来，文物这种东西比较冷门儿，难以引起大众注意的，何况又是一个偏僻之地的石棺，之所以后来引起大轰动，原因是撞在一位记者的“枪口”上。
1942年，《新新新闻》记者车辐（车瘦舟）来芦山采访著名的抗日空军英雄乐以琴的事迹，就住在芦山乐家。闲暇时，他就在周边到处转悠，偶然了解到王晖石棺和樊敏碑阙。他以记者特有的敏锐感觉到这是价值很高而不为世人所知的文物，于是他决心寻找渠道把这些文物宣传出去。
车辐回到成都后，便给郭沫若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时，郭沫若在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任职。很快，车辐就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没多久，车辐从成都到重庆开会，面见了郭沫若，向他谈起了芦山发掘的文物，还带去了5张石棺图刻拓片，引起了郭沫若极大的兴趣。郭沫若心情激动，诗兴大发，提笔作了一首《咏王晖石棺》诗。
第二天，诗兴未尽的他又续写了《题王晖石棺玄武像》诗一首，并且将两首诗在两幅拓片上题录，交新闻界发表。郭沫若在“龙”拓片上的题诗是：“地底潜行二千年，忽而飞来入我手。诚哉艺术足千秋，相逢幸有车瘦舟。”在“玄武”图拓片上的题诗是：“憎到极端爱到底，总以全力相盘旋。”郭沫若最终又在拓片上写下：“不意东汉末年芦山偏僻之地竟有如此之无名艺术家存在也!”
郭沫若为何如此感兴趣?估计原因有三：其一，青衣江流域是郭沫若的老家，缘于沫水、若水的情结；其二，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彼时文化界第一交椅；其三，郭沫若本人功底深厚，考古、历史、文字、文学无所不通。所以车辐把芦山文物介绍给他，他介绍给学术界，引起轰动也就不意外。
王晖石棺出土于1942年。墓主王晖，曾经担任东汉朝廷的“上计史”。寿终正寝后，可能是为了“永垂不朽”，也可能是当地习俗，于是采用了石头。大约是因为有钱，石棺被精心雕琢，便把一个时代崇高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眼光镌刻在不朽的石头上。
棺首是一扇半掩半开的门，一位半遮半掩的女子。从形象上看，也是半人半神的形象，俗称“仙人引路”，仿佛是在打开神化世界的大门，迎接驾鹤登仙者。右边是35个汉代隶书：“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拾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
这个直白的“墓志铭”，把官位、人名、时间、事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让发生在建安十六、十七年（公元212、213年），也就是距今一千八百年前发生的事情，恍若昨天。难怪郭老在当年收到的拓片题诗时不由得感慨“西蜀由来多名工，芦山僻地竞尔雄”。
左右两侧是一对精美的“龙”图案，石棺右边雕刻的一条虬龙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头上有角，身有翅膀，腹部有鳞片，口衔绶带，四爪腾跃，气势矫健。左侧与之呼应的是一条螭龙，但是没有长角，气势比起另一条也要温和一些，但是同样动感十足，仿佛要与右侧的虬龙一道挟棺而走。
那么，这两条龙究竟是什么龙，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议，而且争议的双方正是重量级的任乃强和郭沫若先生。
任乃强先生认为，这是一对“虬螭”，是古代人们意象中的一种龙。虬为雄，螭为雌，一对龙夫妻。理由是“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所谓龙生九子，是古代人附会的，名字都比较怪异，老大囚牛，琴头兽：老二睚眦，吃铁吐火，刀环剑柄吞口兽；老三嘲风，屋顶瞭望，殿角走兽；四子蒲牢，洪钟提梁兽；五子狻猊，香炉鼎足兽；六子霸下，又名赑屃，碑下负重龟形兽；七子狴犴，狱门虎牢兽；八子负屃，身似龙，石碑头顶盘龙；老九螭吻，殿角吞脊兽。
郭沫若先生则坚持认为这两只神兽是“青龙”和“白虎”，理由是古人崇拜的四神：朱雀、青龙、白虎、玄武。
至于哪个说的是对的呢?学术而言，见仁见智，并不存在对与错，两种理解都可以。其实，“龙生九子”的说法主要还是在明代以后，“虬螭”似乎有更贴切些。“青龙白虎”也不错，因为和朱雀、玄武相配，确是表方位的。要有兴趣，就去查一下相关知识，学术无止境，研究可深入，既扩展了自己的知识范围，也达到了艺术赏析的目的。
棺尾是“玄武”图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本来是古代天文中用来划分星宿、代表方向的名称，东方青龙，西面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但是古代文化又赋予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人们从它们代表的星宿构成的形状特点，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图案，于是就有了四种具体的动物形象。
玄武是古代的一种神兽，龟蛇相交在一起。在这里既有方位的意义，更多的似乎是神灵护佑的情感象征，把千年的灵动定格于一瞬间，所以郭沫若先生说的方位象征也很有道理。
2.樊敏碑阙
几乎是同一时代，在王晖墓地不远的地方，巴郡太守樊敏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沫水河畔的樊敏碑阙便成了他的最后归宿地。
樊敏碑阙的文物有三大部分：樊敏碑、樊敏阙、墓前石兽。
在古代，碑阙的尺寸是有严格的等级的。我国现存的28座墓前阙，大多分布在四川，而最大的两座就是雅安的高颐阙和樊敏阙。
王樊敏阙（李年龙 摄）
樊敏阙时间最早，建于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比高颐阙早四年。因为是同一时期，樊敏阙与高颐阙的结构特点差不多。樊敏碑阙是双阙，但是宋代以前就曾经倒塌，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把它重扶起来。直到1957年，四川省文化厅派人将左阙修复，而右阙仅存阙顶、阙檐、斗拱等部分构件。因此，修复后的樊敏阙完整程度、精美程度比高颐阙略有逊色。
碑，最早不是用来“纪念”的。春秋以前立的石碑是一根石头柱子，立在宫门外的用来测日影，竖于宗庙外的用于拴牲畜，竖于墓侧的用于放下棺木。春秋以前，有墓无坟，深坑下棺，需要搭个石柱子以绳索放下。到孔子的时候才筑土为坟，后来坟就越筑越大，筑成了一座山。并且开始在碑上刻文字，逐渐演变成了墓碑，实用功能逐渐被纪念功能取代。
王樊敏碑（李年龙 摄）
樊敏碑高2.98米，宽1.2米，厚0.28米。石碑嵌置在巨石龟背上，下丰上削，碑额为圭首形。两条浮雕交曲螭龙，形成环拱。碑额上镌刻12个篆字“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算是整通碑文的标题，也明了了墓主樊敏的身份。这样高大厚重的石碑后世极为罕见。接下来的主体部分就是碑文，共分列22行，558个字，全部为八分隶书。历经1800年风雨剥蚀，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樊敏碑记述的时间是建安十年(205年），比高颐阙早了四年。樊敏是巴郡太守，级别比高颐略差，但也是高级别的官员。
这个碑的内容主要是记述樊敏家族世系源流，以及他的生平事迹。就其文字而言，现在读起来都佶屈聱牙，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内容说，樊敏字升达，出生于名门，祖宗是伏羲氏，周王朝衰落，分封有变，辗转变迁，就落到了西南边陲这个地方。因为品学兼优，被举荐做了“公务员”，逐渐有了级别，出任永昌长史（现在的哀牢山地区），调任宕渠县令。其间三年母忧，离别官场。光和（汉灵帝年号178—183年)末，京师扰攘，天下纷乱，朝廷欲委以重任，但他辞病不就。以后终于还是出山，任“治中诸部从事”，大约是管司法治理等综合部门的一个副职，一方面惩恶扬善，一方面教育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引以为戒，不要以身试法。再后来被任命为司徒，坚辞不就。后得益州牧刘焉赏识，任命为巴郡太守。后挂“校尉”之名号在家养病，活到84岁寿终。
后面是“辞曰”，评价樊敏德行高洁，成绩卓著诸如此类的溢美之词。末尾有“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刘武良镌书”的落款。
这是一篇个人碑文。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它是东汉末期的一幅风俗画，记录的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东汉末年的动乱情况，以及蜀中的地方史事，为后人展示了一幅生动的汉代历史画卷。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全碑554字，属于隶书高度成熟时期，字体遒方、圆润秀逸，书法精湛。作为汉代通行的字体，隶书柔中带刚的风格是中国文化一个典型代表。即使是雕刻工艺，也是精美卓绝，古往今来很多大家都予以高度的评价。
历代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如宋代的赵明诚、洪适、王象之等，就已经将此碑收入他们的著作中。明代的蜀中状元杨升庵，清代的大家顾炎武，到近代的康有为，现代的郭沫若、沈尹默等大家，对樊敏碑都是推崇备至。
康有为先生赞誉樊敏碑“如日月开天，荷花出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除此之外，芦山还有很多价值很高的文物。比如赵仪碑，汉代画象墓门石刻、东汉石刻楼房、石刻摇钱树座、姜城遗址出土城门神兽等等。众多的文物表明汉代时期这里生产发达、社会繁荣——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千年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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