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我不断追问：迷茫之时该如何抉择？育人之路该如何求真？有限时光该如何珍惜？身陷困境该如何坚守？诸位先生以身作答，让我看见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我愿接过先生们的教育火炬，点燃理想，奔赴未来！
作者 |本报记者 黄浩
“你看见大山了吗？你看见大山里的女孩了吗？你，愿意为她们燃尽自己吗？”
灯光骤暗，舞台深处传来一个沙哑而滚烫的声音。剧场里四百余人屏息凝神，有人悄悄攥紧了扶手。当“燃尽自己”四字落地，一片沉寂中，只有心跳声在回响。.
这不是某部商业大片的预告，而是曲阜师范大学原创大师剧《问》第四幕开场不久的一幕——老年张桂梅拿着喇叭，步履蹒跚地走向舞台中央，手背上贴满膏药，目光却如磐石般坚定。紧接着，中年张桂梅与20年后的自己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救助大山女孩之路如此艰难，走还是留？台下观众的眼眶开始泛红。
这部由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策划、文学院与音乐学院联合打造的原创大师剧《问》，2025年12月首演，历经多次打磨，2026年7月盛夏迎来第三轮公演。该剧以张伯苓、陶行知、黄大年、张桂梅四位教育家的“教育之问”为蓝本，用一个“问”字串联起跨越百年的精神谱系。
从孔子的家乡出发，一群师生用赤诚的表演，让“书本里的榜样”变得可感可触。
四声叩问，百年回响
剧的起点，是一个叫小嘉的当代大学生。她站在观众席间，一脸困惑地问出无数同龄人的心声：“理想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考研、考公、刷简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生命充盈的幸福？”
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她决定向那些被称为“大先生”的人发问。于是，跨越百年 ，四个时空次第展开。
第一幕·张伯苓——爱国之问。1937年7月，日军轰炸天津，南开大学化为焦土。张伯苓手中攥着儿子张锡祜奔赴战场的家书，手指微微颤抖。曾为南开捐款办学的军阀曹司令闯入，质问道：“学校都没了，你还拿什么救国？”张伯苓一时陷入困顿——枪炮当前，教育何用？
然而数名南开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用行动给出回答。有人参加战地急救，有人用照相机记录日军罪行，有人要用化工知识武装战斗堡垒。张伯苓挺直身躯，掷地有声：“敌人此次炸毁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物质上的南开炸毁容易，精神上的南开永存！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全场的情绪在这一刻被点燃。张伯苓以“爱国三问”叩击所有人：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是！”“爱！”“愿意！”的回答声响彻剧场，也穿越了八十余年的岁月。
第二幕·陶行知——进步之问。舞台切换到1946年的南京晓庄，断壁残垣间，陶行知重返阔别十六年的故地，既为葬于此地的父母妻妹扫墓，也要推动晓庄师范学校复校。一个督学带着苛刻条件前来：只要他公开声明不再与共产党合作、不再宣讲民主，复校批文即刻盖章。
陶行知思之再三，断然拒绝。他对着亲人的坟茔隔空对话，回溯自己为何将全家人的命运系于这片土地。他撕碎了声明书，对乡亲们说：“好的教育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好的学习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如果我违背真心换一纸批文，学校的门一开，咱们的脊梁骨就塌了。”
当陶行知断然拒绝用“违心”换复校批文后，他向阔别多年的丁大奎和乡亲们发出灵魂之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四问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陶行知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是总编剧、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聪最为“意难平”的一幕。在创作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少有人关注的史实：陶行知与父母、妻子、妹妹全都长眠晓庄，五坟一冢，墓碑上却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他地理上的故土是安徽歙县，精神的故土却在晓庄。”刘聪说，“中国人一向重视叶落归根，一个人如果做一个决定，亲人死后不埋回家乡，而是葬于他乡，只能说明他把他乡视同于生他养他的故土了。”为此，她专门请南京的朋友开车到晓庄，打开视频让她亲眼看看那座坟茔。
“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他如何奔走办教育，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巨大牺牲是什么——是他亲人这样沉默的倾其所有的付出。”刘聪说，“我迫切地想让这个世界知道。”
刘聪说，这就是《问》的创作初心：我们不是做博物馆的解说员，而是走进教育家们的生命深处，共情他们的抉择与担当。
第三幕·黄大年——报国之问。2016年岁末，已是胆管癌晚期的黄大年从医院偷跑回办公室，只为给学生上最后一课。面对老友的劝阻、妻子的哀求，他说：“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我的归宿在中国！只要祖国需要，我随时待命！”
他问学生，也问自己：“我们凭什么做不到世界一流？是国家需求不紧迫？还是我们不努力、不拼命？” 黄大年的“报国之问”折射的正是新时代知识分子最真切的焦虑——我们的国家早已站起来、富起来，但距离“强起来”，还需要每一代人奋力拼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推荐优秀学子赴剑桥深造，期盼他们学成归来，接力报国。临别时，他轻吟徐志摩的诗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灯光渐暗，学生们齐声呼喊“黄老师——”，声音划破剧场。
第四幕·张桂梅——信仰之问。灯光再度暗下。中年张桂梅站在大山的石头上，疲惫、无力，几乎要放弃。二十年后满身病痛的老年张桂梅缓步走来，一场关于救赎与坚守的灵魂对话就此展开。
这或许是全剧最具张力的一幕。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张桂梅是一个“感动中国”的符号——放弃一切、拯救大山女孩。但刘聪不想写一个“符号化偶像”。她从一篇记者的报道中找到了切入口：张桂梅曾试图救一个14岁被逼嫁人的女孩，女孩母亲以死相逼，她没能救成。
“这篇报道让我找到了理解她的钥匙。”刘聪说，“一个伟大的人首先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人在她人生的某一时刻，可以把一个人救上来，但是没救上来，而她自己又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放不过自己。”
剧中，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对话，被处理成一场关于“留下”还是“离开”的灵魂博弈。中年张桂梅声音里带着疲惫和绝望：“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满身病痛的老年张桂梅静静地站在另一个时空的自己面前，开口问道：“你知道你走了以后，那些女孩会怎样吗？”
中年张桂梅沉默了。
老年的她苍然问道：“你看见大山了吗？你看见大山里的女孩了吗？你，愿意为她们燃尽自己吗？”
舞台上，两束追光打在同一个人的两个时空里，彼此照见。
这段跨越二十年的自我对峙，没有把张桂梅写成一个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的英雄，而是诚实地呈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动摇、恐惧与挣扎。而恰恰是这种诚实，让最终那句没有说出口的“我愿意”，有了千钧之力。
四位教育家，四声叩问，从“爱国”到“进步”，从“报国”到“信仰”，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精神脉络。而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的，正是那个字——“问”。
当“我的困惑”撞上“你的追问”
为什么是“问”？
“问是本剧最核心的创意，我们特意采用双向叩问的对话形式：青年发问，先辈以问作答。作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大师剧，最重要价值在于唤醒当代人的灵魂。”总编剧刘聪说，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指一个人如果内心没有困顿与疑惑，旁人的说教就无法触动本心。所以她一直努力寻找当代大学生的困惑与四位教育家之间的关联。
“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从他提什么问题，你就能知道他在关心什么。”刘聪解释道，当代大学生的这些“问”不是凭空编出来的，她们做了一些调查问卷，了解当代大学生真实的困惑。“现在很多学生一问就是我该考公还是考研？我能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你看这些大先生问的是什么？张伯苓问‘你愿意中国好吗’，黄大年问‘我们凭什么做不到世界一流’——他们全部跳出了所谓的小我，进入了大我的层面。”
这种双向设计在舞台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第四幕中，老年张桂梅面向观众发出叩问时，剧中女孩们依次回答“我愿意”，然后台上台下所有演员齐声喊出：“我们愿意！”那一刻，剧场里许多观众眼中泛起泪光。
总导演、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副教授张建华记得第一次演出结束时的场景——学生们坐在台下不走，一个劲儿鼓掌。“有些孩子眼里头都是亮晶晶的。”她回忆道，“00后的孩子有多少人能想到以前的大先生这么真切生动呢？他们可能是真的受了一点触动。”
在张建华眼中，《问》经历了三版迭代、从碎片到整体的过程。第一版演出时，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三幕或四幕剧，频繁的场景切换让“观感比较零碎”。第二版大改结构，四个人物的故事都被改成独幕剧，剧情更紧凑，“用最短的时间抓住教育家最内核的那个点，去把它放大”。第三版则增加了沉浸式体验——演员从观众席中站起，从身后走廊跑过，让观众“身处其中”。
“从最初的观望到逐步成为一个参与者，然后走进这种精神，再把这种精神通过表演外化出来去感染更多的人。”张建华说，这个过程对师生而言都是一次共同的精神之旅。
被角色重塑的人
高歌是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不是专业演员。她说，在接触这个剧本之前，张桂梅“只是我心中感动中国的一个人物”，对她的具体事迹，可能就停留在“救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这一句话上。
接到饰演老年张桂梅的任务时，高歌的第一反应是担忧——不是担忧角色本身，而是担忧“技巧不好”。
“作为一个素人演员，让我念台词我能认识这些字，但我怎么通过声音和肢体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高歌坦言，“一开始想获得特别多的技巧性帮助。但后来慢慢发现，技巧是帮不了我的。”
转变发生在一次排练中。饰演中年张桂梅的文学院研究生王葆嘉告诉她：“老师，我这两天都在用技巧，我觉得我情感都淡了。”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高歌。“我们就决定，无论我们在台上有多么笨重，走路方式有多么不专业，我们用情感去弥补。”
剧本中，有一段关于“天真”的台词，初读曾让高歌感到困惑：“你怎么能说一个拿了感动中国人物的奖的人是天真的？”后来，她认真体会那段台词：“天真，是你相信大山里的女孩不靠嫁人活着；天真，是你明明知道难还肯伸手，还不愿意转身；天真，是你不信命。”
“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段。”高歌的眼眶有些发红，“我去读‘天真是你不信命’的时候，我觉得我把我自己的命都放进去了。”
在排练中，每一次当高歌拿起那个标志性的喇叭递给中年张桂梅时，她都会哭。“我努力控制，但控制不了。我觉得我身上有传承。因为我是老师，我能够感同身受。我觉得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太伟大了。”
这种情感的共振不只发生在主演身上。饰演云翠的赵国宏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大二的学生，同样没有任何表演基础。云翠是全剧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拯救的女孩——金花成了医生、彩云成了教师、小岚成了边防战士，只有云翠困于大山。
赵国宏对角色的理解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在想怎么才能演好，怎么能让云翠既成为张老师心中的一根刺，也成为观众心中的一根刺。”当刘聪试图删减云翠的部分台词时，这个大二的女孩发来长长的信息：老师，我觉得这一句不能动……
“她要把这根刺演成观众心里的一根刺。”刘聪转述这句话时，眼中满是欣慰，“如果不是真正读懂了大山女孩的命运，这个年龄的小孩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问》这个剧的排演已经近8个月的时间，参演师生们的人生都有被照亮之感，执行导演韩伊鑫、音乐负责人王鹏翔、演员逯自强都是大三学生，这个暑假本该是他们为工作或考研备考冲刺的时间，但在他们心目中，演绎教育家们的精神远比一时备考更为重要。“这种思想与心境上的变化正是教育家精神照进他们生命的最好印证。”刘聪说。
张建华同样感慨道：“排练的时候，高歌老师场场必哭。演陶行知的洪波老师，50多岁了，排练时哭到不能继续，只能坐下来平复心情。师生们都真情实感地排练、参演，这种经历不就正是沉浸式的教育吗？主演张伯苓的王鹏睿、主演黄大年的张明睿都是大一新生，刚入学就深度参与教育家角色塑造，我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精神上的提升。”
张建华回忆，演出结束后，洪波老师激动地说：“这次太好了，没有任何失误，这次非常好！”“那一刻，他是真的觉得，自己‘过瘾’了。”张建华说。
“我本来以为，自己只是在演一个角色，后来发现，这个角色也在塑造我。”张伯苓的饰演者、国内合作处教师徐腾飞说。
当被问及参演这部剧对自己未来当老师有什么帮助时，作为师范生的赵国宏的回答朴素而动人：“我的心胸会更打开一点。人家大师都为了教育抛家舍业，把小我融入大我，我怎么还会因为一点点事情就钻牛角尖？会更愿意付出，不是为了想得到什么而付出，是真的想要为教育事业发挥我的一点光热。”
一堂追问不止的“思政课”
公演当晚的观众席里，坐着参加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师技能大赛的63所高校师生代表以及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齐鲁师范学院的一位老师看完演出后找到高歌，含着泪说：“老师，当你出现在光里走向观众的时候，我就已经哭了。”这位老师带着学生来参加比赛，在剧中的张桂梅身上看到了自己半辈子的教书生涯，也体悟了张桂梅的精神。
“我希望观众能透过我们的演绎读懂：真正的初心不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历经坎坷与磨难之后，依然选择坚守的赤诚。”高歌说。
一位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如今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师，数次被这部剧打动。她在给刘聪的微信里写道：“我在台下看哭了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工作之后不纯粹了……今天晚上，我真的相信‘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第一次觉得，情怀、理想这些词原来一点都不空洞。正是这些我们看来遥远的东西在指引大教育家们与众不同。”
这些反馈让主创团队看到了“问”的力量。刘聪说：“我带着胡瑞华、邢凯宁、阎国潇、杨稳稳四个本科生写这个剧，写作的过程中都有被教育家精神照亮的感觉。这些大教育家之所以成为大教育家，都有大爱情怀。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些大爱情怀又照亮了更多的人。”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政大课。”一位思政课教师如此评价。而对于参与创排的师生而言，从构思、打磨到公演的整个历程，本身就是一场漫长而深刻的精神追问。
据了解，该剧自首演以来，已累计有近200名师生参与前后创排工作，演员覆盖全校十余个学院。
更大的舞台正在打开。今年9月，新生开学典礼上，《问》作为“开学第一课”，将在体育馆内为全体新生上演。随后计划赴河北威县等地开启全国巡演。
“我问啊问啊，永远向着那道光。”这是《问》主题曲里的一句词。当大幕落下，灯光亮起，四位大先生各立一束光中，当代大学生小嘉说出了最后一段台词：
“一路走来，我不断追问：迷茫之时该如何抉择？育人之路该如何求真？有限时光该如何珍惜？身陷困境该如何坚守？诸位先生以身作答，让我看见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我愿接过先生们的教育火炬，点燃理想，奔赴未来！”
掌声如潮，经久不息。那些坐在台下的年轻面孔，眼里有光。
或许，这就是“问”的最终抵达——不是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每个人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当种子发芽，便是对所有教育之问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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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教师报
图片来源 | 曲阜师范大学供图
编辑 | 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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