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问，清朝实在误国太多，要是当时没有满清入关，明朝会不会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超过西方？
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拆解开当时的各种因素。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当时国内的制造业。
万历年间，苏州城外的运河两岸，彻夜灯火通明。
成百上千家丝织作坊里，织机撞击声密如急雨。商船连夜装货，将丝绸运往全国乃至海外。
在《醒世恒言》里，小说家冯梦龙描写了一个叫施复的苏州机户：
他从一张织机起家，靠勤劳和商业头脑积累资本，买下大房子，织机增至三四十张，雇佣众多工人，自己不再上机，变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工场主。
由此可以看出，明末时期国内确实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要不是1644年山海关的那一声炮响，我们会不会率先实现工业革命？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繁华，要是切实落到明末的环境下，工业革命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1、皇权的阻碍
1601年，苏州。
万历皇帝派出贴身太监孙隆，拿着特许圣旨来到江南。
国库空了，朝鲜战场要饷银，皇帝要修陵墓，万历能想到的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搜刮。
孙隆的到来，立马在城门渡口遍设税卡，对每匹绸缎加征重税。客商被吓跑了，产品滞销，机户成批歇业。
成千上万的织工失去生计，他们没有田地可回，只能在街头流浪。
终于，饥饿的织工们爆发了。他们手持木棍石块，抬着神像，冲向税监衙门，将税吏黄建节活活砸死。孙隆本人吓得连夜逃往杭州，才保住性命。
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苏州民变”。
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一个有着特权，没有谈判可能的环境下，即便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也不会向好发展。
孙隆不需要和机户们讨论税率，不需要经过任何立法程序，他只需要一道圣旨。
民间资本精打细算积累的财富，在皇权的法外榨取面前，连一张薄纸的防御力都没有。
其实那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秦制皇权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抢劫。
2、传统思想未改变
晚明时期，看似江南有了一定的工业和经济繁荣，但与欧洲的工业革命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
英国的手工工场，利润会回流产业，企业主会购买设备、扩招工人、改良器械，他们以自我增值为核心目标，倒逼技术持续迭代。
而明朝的机户们，即便积累了财富，第一选择永远是购置田产，第二选择是捐官或供子弟科举。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那是明清商人乃至历朝历代商人的集体宿命。
徽商、晋商、扬州盐商，无一例外。
土地是不受政策波动影响的稳定资产，持有耕地就能长久收租，还能提升地方话语权；而跻身士绅阶层，更能让家族财富免于被皇权随意剥夺。
正因如此，在那样的环境下，“资本主义萌芽”永远只是萌芽，它缺乏将剩余转化为产业投资的制度安排。
3、技术的鸿沟
退一步讲，即便明朝有了制度保障和资本积累，它是否具备工业革命的技术条件？
答案依然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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