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果然躲不过去。

沈醉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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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局少将、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在军统干了十几年，手上沾过血，追捕过的人一长串。1949年他在云南随卢汉起义，之后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1960年11月28日，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走出功德林。

1962年3月，组织上要给他安排工作了。

别人盼着分配工作，沈醉却怕。他最怕的就是分到全国政协——因为那里面坐着太多当年被他追捕过、迫害过的人。民主人士、进步作家、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他当年亲手办过的案子，受害者不计其数。

去报到之前，沈醉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主动认错。他在本子上反复写这几句话。他甚至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当年他害过人家，现在人家扇他两耳光，他也认了。

可真正到了政协，他才知道—— “挨打”不是最难受的，“面对面”才是。

报到第二天中午，沈醉从礼堂后门往餐厅走。一抬头，迎面走来两个人——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和常委阎宝航。

沈醉当场僵住了。

这两个名字他太熟了。二十年前，他们都赫然列在军统的暗杀黑名单上。高崇民是东北救亡总会的领袖，军统特务满大街追着要抓的人；阎宝航更是被侦缉处用红笔在监控册子上圈了又圈的头号盯防对象。

当年他追捕的人，如今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阎宝航先开了口：“沈先生，到机关安顿好了？”沈醉忙不迭鞠躬。高崇民伸手和他握了一下。握手不到两秒，沈醉手心已经全是汗。

这还不算完。

二十年后，还有一场更戏剧性的重逢等着他。

丁玲是谁？著名作家，左联党团书记。50年前，沈醉是军统上海特别组组长，奉命抓捕丁玲。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家中被特务绑架——指挥那次抓捕的，就是沈醉。

一个是抓人的特务，一个是被抓的作家。你死我活的死对头。

50年后，两人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

丁玲第一个发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写得好，写得很真实。”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唰地投向了角落里的沈醉。他双手拄着拐杖，正在专心听。

散会后，沈醉走到丁玲面前，深深鞠了一躬。他说：“丁老，我的书出来后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谅我……”

丁玲摆了摆手，打断了他：

“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要向前看。”

50年的恩怨，一句话揭过去了。

从军统黑名单到政协办公室，从追捕到握手，从死对头到同组同事——时代变了，人也变了。

沈醉后来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抱定一个宗旨：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我的进步，也是我认真改造自己的成果。”

1962年那次抬头撞见“老熟人”的僵住，1983年那次面对丁玲的鞠躬——两个瞬间，串起了一个人的前半生和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