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考古学界一条公认的学术准则。3年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前往山西吕梁市方山县南村的烈士墓地，将研究从做单一的烈士DNA鉴定，拓展为烈士墓地的综合研究。
在49具无名烈士的遗骸上，文少卿观察到了很多细节：迎着弹雨冲锋留下的弹痕、被锯截除肢体后残留的骨茬……后来，每当接受采访或做讲座，这位身材高大的学者说起遗骸上的伤痕和弹痕，都忍不住哽咽。
回到学校后，科技考古研究呈现了更多烈士牺牲前的生活状况，并复原出有完整颅骨的43位烈士的容貌。看着电脑屏幕前一张张20岁出头的年轻面孔，甚至还有未成年人，文少卿的眼睛又湿润了。
他开始有意多说“几分话”。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门口，挂着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颁发的思政课程实验基地铭牌。“所有中小学讲座，包括各种公益活动，我能参加都尽量参加。”作为学科带头人，文少卿的教学和国家级科研任务繁重，但他希望把自己的考古发现告诉更多人，“让无名烈士不被遗忘”。
衣冠冢和无名烈士
2023年新年上班第一天，文少卿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来自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时任烈士纪念和军休褒扬科科长的赵炳鑫，邀请他去参加方山县南村烈士墓地的发掘和鉴定。他们希望在2023年清明节之前，将南村烈士遗骸搬迁、安葬到新的烈士陵园。同时，还希望能帮助崔玉岐寻找到他的三叔崔海治烈士。
赵炳鑫之所以找到文少卿，因为他是国内少有的能做复杂烈士遗骸鉴定的科技考古专家。
文少卿第一次接触烈士遗骸是2015年，当时他还在读博士。在朋友圈，他看到一条消息：因样本污染等原因，缅甸密支那战役中牺牲的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国家顶尖机构鉴定。
“几千年、上万年的古DNA样本我都能做，100年之内的应该没问题。”看到这个消息，文少卿主动与委托机构取得联系，“结果真去做，还是发现很多新问题”。缅甸土壤非常潮湿，与之前他接触到的古代遗骸相比，远征军的遗骸保存状况极差，人骨完全酥化，“拿都拿不起来”。埋葬环境也不好，旁边的枪支弹药导致骨骼被金属离子严重污染。
文少卿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优化实验流程、调整配方，最终成功提取出27个远征军遗骸样本的DNA。从那时起，陆续有机构把烈士鉴定的工作交给他。2015~2018年间，他带领团队先后收集了8座烈士墓的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淮海战役等，完成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一期建设。
接到赵炳鑫的邀请，文少卿马上答应了。他以为这次烈士考古与以往的工作差别不大，不过按照流程，要先去吕梁看看。作为80后，文少卿小时候看过小人书《吕梁英雄传》，民兵抗击日寇的故事，让他印象很深。火车驶出上海一路向北，窗外的天空慢慢变成北方冬天特有的灰黄，“想到有生之年，能跟我小时候看的故事人物产生一些关联，那种感觉很微妙，又挺自豪”。
1945年春至1947年10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七分院迁驻吕梁南村，负责救治抗日前线和解放战争前线负伤的伤病员。救治无效后牺牲的烈士，就葬在医院附近。
文少卿在现场看到，国际和平医院的遗址尚存一部分，但烈士陵园已变成一片平整的农田，散落着干枯的秸秆，围着铁丝网。村民说，他们小时候烈士陵园里还有坟头，坟前立有简陋的木碑。
南村烈士即将迁入的是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那里环境肃穆庄严，更适合烈士长眠。但文少卿发现，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是少数，且大都是衣冠冢。绝大多数一排排静静竖立的墓碑上，都“无名”。
那天，文少卿跟着赵炳鑫，在烈士陵园里边走边想了很多。读博期间，他参与过曹操家族DNA鉴定；工作后，他带领团队对北周武帝宇文邕的遗骸进行古DNA测序和颅面复原，首次复原了古代帝王容貌。“做了那么多古代人的研究，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技术用在无名烈士身上，让这些墓碑上有他们的名字和照片？”
他当时就决定，在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两个诉求的基础上，对南村烈士墓地做更多科技考古研究。
官兵吃得都一样
2023年3月，南村烈士墓地开始发掘。烈士们连最简单的棺木都没有，“就是直接下葬”，只有个别墓里还有点担架木头。墓葬也没有任何规格，完全看不出生前级别高低，“大家都一样”。
49位烈士，一共出土90件遗物，绝大部分是衣服扣子，或帽檐、帽徽、皮带扣，几乎没有随葬品。只有一位烈士很特别，随葬了一枚玉印章，上面刻着“王志荣”三个字，还有一支玉烟斗。
遗骸发掘出来后，团队开始做体质鉴定，看烈士的年龄、性别，分析病理。这些烈士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0.5岁，青年期（15~23岁）烈士占总数的73.47%。
文少卿有一门“人骨考古”课，会教学生如何判断年龄。成年和未成年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是骨骺线是否愈合。烈士墓发掘第二天，有学生发现，一位烈士的股骨遗骸不一样。“怎么都是裂开的，像没有愈合的样子？”他们觉得很奇怪，文少卿看了一眼，没像平常那样直接说答案，叫他们再想想。学生这才意识到，眼前是一位未成年的烈士。
当天，他们就发掘出来两具未成年遗骸，后来鉴定出来，年龄最小的烈士不到14岁。抽象的知识点在发掘现场如此具体地出现，所有人都沉默了。
回到复旦，文少卿团队测试完碳氮同位素，更多烈士生前的生活细节浮现出来。官兵的主食一样，都是小米和豆类。最后三年，因根据地被日军封锁，他们的主食只剩下难以消化的豆类。唯一留有生活用品遗物的王志荣烈士，发掘出了更详细的人生经历：小时候蛋白质摄入较多，后面吃得越来越差，牺牲前最后三年，碳氮同位素和大家一样——“这是一个富家子弟从军、牺牲的故事”。
分析病理时，文少卿发现，烈士们都有退行性关节疾病。他观察过成千上万个古代遗骸样本，从未见过30岁以下的人群中这么多个体有退行性关节炎。写鉴定报告时，他一度不知是否该用“退行性”三个字，“这意味着他们那么年轻，但全都有老龄性关节疾病”。他分析，长期营养不良，又加高强度行军作战，是导致腿部劳损非常严重的原因。
后来，文少卿去看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发现感受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看我们的战士用双腿跑过敌人的车轮子，觉得是轻步兵的奇迹，是我们的骄傲。这次看电影，我开始心疼他们身体承受的健康代价。”
具象化的“铮铮铁骨”
南村考古看到的烈士遗骸，让文少卿感到“认知都得到了更新”，尤其是“铮铮铁骨”，就此不再只是形容词。
弹道痕迹显示，几乎所有弹孔都是正面射入。一位烈士的骶骨和髋骨上有4个弹孔，一位烈士的右侧肩胛骨上有两个弹孔。“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都是冒着枪林弹雨冲锋。”有些烈士身上的弹孔既有老伤，也有新伤，“说明中弹以后伤还没养好，又上战场，最后牺牲了”。
烈士们的足骨和肋骨里，还留有大量弹片铁屑，有些伤口周围有明显愈合痕迹，“说明铁屑进入战士们身体后，因为战争紧迫，还有医疗资源稀缺，直到牺牲都没有被取出”。
这种情况下，伤口极容易感染，严重了只能截肢。有5位烈士生前被截肢，其中4位是下肢截肢。文少卿注意到，他们骨头的截面都是光滑的，没有明显愈合痕迹，“说明在接受截肢手术后很快就牺牲了”。
每一位烈士被截掉的骨头末端，都有一个碴口。他推测，当时战地医院手术条件简陋，医生应该是用锯子截肢，末端碴口是骨头被掰断时留下的痕迹。“当时手术也没有麻药，我完全无法想象战士们忍受了怎样的疼痛。”
过去3年，文少卿多次动情地讲过这段发掘经历。在实验室附近一间会议室里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他再次眉头微蹙，“每次都很消耗我的感情，就是太难受了……”
在发掘现场，同样受到极大情感冲击的，还有文少卿的学生们。有老乡说，不时看到有些20岁出头的女生，做着做着鉴定，就出去找个角落哭一会儿。“很难再像以前做法医鉴定那样，保持客观的第三者思维视角，大家都代入自己的情感。”
战地医院手术台上的残酷历史，至今还在南村流传。有村民告诉文少卿，日军来骚扰村子后，有小战士晚上就去暗堡报仇。但他们对不上暗号，身份暴露，受了重伤。村民去把他们抬回来，有人痛得彻夜哀嚎，“他们的祖辈就在医院门口抹眼泪”。
曾开小差的烈士
发掘和鉴定烈士遗骸时，文少卿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崔海治的名字。他答应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尽最大努力找到这位烈士。
1947年，23岁的崔海治在汾孝战役中牺牲。多年来，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埋在哪里。崔玉岐的奶奶临终前，嘱托一定要找到崔海治。他父亲去世时，唯一牵挂的，也是母亲遗愿还没实现。
2023年清明节前一晚，鉴定结果出来，编号M19的烈士就是崔海治。确认好后，文少卿第一时间给崔玉岐打电话。听到消息，他沉默了片刻，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对文少卿说了句“谢谢”，就挂了电话。
文少卿还发给崔玉岐一张根据颅面复原技术制作出来的崔海治照片。几天后，崔玉岐把他父亲的照片也发了过来——兄弟俩长得非常像。
崔玉岐的这段寻亲故事，经过媒体报道，广为流传。2024年9月，一位叫李小兵的老人看到后，交给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个旧硬壳笔记本，那是他父亲李中林的遗物。李中林担任过崔海治的指导员。1949年7月，李中林想起这位牺牲的战友，用蓝色的钢笔在笔记本中写下一首名为《战士》的叙事诗。后来，李中林在抗美援朝时牺牲。
据诗歌所写，崔海治18岁入伍时，一年开了三次小差，李中林气得骂他“小流氓”。他很想知道背后的原因，好几次找机会和崔海治聊，他都回避了。后来，崔海治逐渐开始上进，在军区练兵中获得英雄模范的嘉奖，还入了党。
一次，李中林和崔海治一起在一个高峁执行任务时，崔海治指着山下一个小村庄告诉李中林，下面就是他的家，自己以前老开小差，是因为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他要是不在，母亲就会挨饿受冻。
1947年，崔海治和李中林在汾孝战役中受伤，一起住在国际和平医院。半个月后，李中林的伤口开始愈合，而受了重伤的崔海治身体虚弱，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眼睛红肿。李中林即将离开医院、重上战场那天，崔海治流泪了。他不想让李中林看到自己去世的样子，叫他走，就像李中林在诗里写的，他最后说：“我在想/一个党员死了/老百姓给他立上一块碑/上面写上他的名字……”
李中林这首诗给文少卿最大的冲击，是看到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英雄”，“因为他不是这么完美，我才更觉得我的研究非常有价值”。“希望老百姓给他立块碑”，这不仅是崔海治的遗愿，也是无名烈士普遍的心愿。
2024年清明前夕，文少卿带着学生，再次回到吕梁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看望从南村迁来的烈士。他在《铮铮铁骨》里写道，第391号墓，埋的是年纪最小的一位烈士。学生送给他一个音乐盒，乐曲响起，是复旦大学的校歌。学生说，小烈士从小听到最多的可能就是枪炮声，希望他也能听到优美的旋律。另一位学生，从王志荣那枚玉章，想象他生前一定很儒雅，就在他的墓碑前放了一支印有复旦大学LOGO的钢笔。
离开前，他们再次向烈士鞠躬。文少卿在心中默念：“希望下次见面，能在墓碑上看到你们的名字。”
对话文少卿：战争中的无名烈士和历史中的普通人应更多被看见
第一财经：有的考古学者说，当年自己是被调剂到考古系的，后来才慢慢喜欢上考古。你本科到博士都不是学考古，为什么主动选择做科技考古？
文少卿：我本科学生物学，读博士研究生物人类学，虽然研究方向一直在变，但研究工具没变，就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考古学场景里我感兴趣的问题。2017年博士后毕业，复旦成立科技考古研究院，希望招一些跨学科的人。当时我想，在生命科学院做研究，是通过现代人的样本，去反推古代人的群体遗传结构，还不如直接通过考古遗址里出土的人骨进行研究。
另外一个原因也比较有意思，我在生科院时，去各考古机构采样，他们往往把我带去最好的地方吃饭。如果我从考古系去，就把我带去考古工地，和大家一起吃盒饭。对前者来说我是客人，对后者来说我是自家人，还是当自家人好一点，所以就进入了科技考古这个领域。
第一财经：你读博士时，参与了著名的曹操父系遗传类型研究，也影响了后面的专业选择吧？
文少卿：对。2009年，河南安阳高穴村西高穴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虽然有很多考古证明，但质疑声不断。后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宣布，用DNA技术开展对曹操家族DNA的研究，但是没拿到曹操遗骸样本。复旦的历史、考古与分子生物学几个学科就一起合作，从现在自称是曹操家族后人的DNA样本，反推曹操的遗传类型。
当时，我参加了项目的“小尾巴”，从实验室留下的一点点曹操叔祖父曹鼎的剩余DNA样本中，发现我的结论跟发表出来的反推结论不矛盾。
在那之前，这样的实验也有其他同学做。当时检测技术有限，古DNA很容易被污染，实验经常要重做，周期很长，一等就是几个月，有师兄师姐就退学或者转专业了。我一次就做成了，觉得可能有点天赋，就坚持做古DNA这个研究方向了。也恰好赶上古DNA研究工具的变化。二代测序技术可以检测古DNA特有的损伤模式，区分古DNA和污染DNA，古DNA研究再次走向繁盛期。
第一财经：传统田野考古学的难题是，一旦脱离原生地层和共存关系，文物很难真正说话。这方面分子考古是不是更有优势？
文少卿：传统考古是透物见人，通过出土文物，去划分不同的考古文化，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认为，出土的人、动物，以及环境生物性材料，都能够通过包括分子生物学在内的微观研究来提供数据。有了数据，就可以直接让古人“开口说话”，研究他们的个体生活史——吃了什么，迁徙去了哪些地方，通过古基因谱系知道他们是谁，墓葬中的人的关系怎样，等等。
从透物见人，到以人叙事，人重新回到了研究的C位，这是科技带来的最大的范式变革。分子考古是第二次革命，尤其是在动植物研究、古代微生物演化、人类起源、人类群体历史等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发现。
不过，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还是非常重要的。分子考古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但也有边界。很多历史人物的最终确认，还是依赖于考古现场的发现，脱离考古现场，样本身份就更难确定。分子考古和田野考古不是互斥关系，而是相互合作、互相验证的关系。
为烈士寻亲的最大遗憾
第一财经：这些年做烈士DNA数据分析和鉴定，现场你印象最深、对你冲击最大的是什么？
文少卿：我目前看到的最惨烈的，是雪村战斗样本。1942年6月，侵华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向冀中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河北肃宁县雪村，千余名八路军指战员牺牲，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身中二十多弹殉国，政委王远音受伤后开枪自杀。
战斗结束后，老乡们半夜里悄悄去掩埋烈士，很危险，也很仓促，因此出土遗骸的样本非常混乱。尸骨大量混杂，到现在也无法确认究竟掩埋了多少人，只能用最小个体数确认，一共最少有101人。还罕见地发现大量非战斗人员，至少有10名女性和10名未成年人。
遗骨整理成82个木箱，其中一个木箱里有三具18~20岁的男性遗骸，剩下6具遗骸，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11个月。做鉴定的时候我们还发现，雪村的遗骸很多粉碎性骨折，是重机枪打的。另外还看到很多刺刀伤，包括最小的婴幼儿，身上都有刺刀伤。所以雪村战斗的最后就是日军屠杀，尸骨非常残破。
第一财经：雪村战斗遗址里，一位烈士牺牲时双手抱在胸前，手中有一枚小圆镜，小圆镜内夹着一张年轻女性的照片。照片被修复后引发关注，也出现了多条寻亲线索。后续如何？
文少卿：这位烈士的亲属，暂时没有找到。很多人现在都找不到家属，确实挺遗憾的。
目前对我来说，最遗憾的是“刘排副”的身份鉴定工作。其实我找到了他的家人，知道了他的名字，去年还给他举行了安葬仪式，但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刘排副”是新四军，在安徽全椒县山区村民李庭章家养伤。当时李庭章7岁，“刘排副”27岁，他们相处过一周。“刘排副”牺牲前告诉李庭章，他老家在山东济南，如果战争胜利了，记得把遗骨交给家人。就这样，李庭章从7岁给他守墓，守到82岁，一直在等“刘排副”的家人。
2025年，我去李庭章老人家时，他摔了一跤，腿脚不好，卧病在床，由老伴带我们进山。周围村民都搬到县城去了，他们的子女也出去了，就剩下老两口。他们为什么不搬走？因为南方植被太茂密了，要是两年不去看墓，“刘排副”的墓就找不到了。
那年清明节，我从烈士遗骸中提取了DNA，李庭章老人就在家里等结果。两个月后，央视新闻的记者拿到我复原的照片，拍了段李庭章老人与“刘排副”的数字人隔空对话的视频，很感人，也收到很多线索。
去年“十一”假期，我特别高兴，因为通过Y染色体的全序分析，找到了“刘排副”的家人，不在山东，在吉林，和他有四级亲缘关系。原来，他的家人闯关东到了吉林。我打电话给全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让他们把结果告诉李庭章老人，但他们说，拍完央视视频后两三周，老人就去世了。
打完电话，我一晚上都很难受。我觉得我的工作太保守了。之前，我总是希望家属来找我们，我们再比对。从那之后，我们改变了工作方式，因为很多人等不起。
第一财经：怎么改变？
文少卿：利用公共数据库主动找跟烈士DNA相近的人，再通过志愿者联系他们的家属，如果能够成功采样，我们就进行最后的比对、确认。面容复原这件事情，只是用于传播，对寻亲意义不大。因为在世的人，基本上很少见过他们。有的就算见过，年龄也太大了，记不清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家族记忆，再结合烈士遗骸DNA鉴定。但是大部分寻亲的人都是直系家属，旁系亲属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这也是现在我工作最难的地方。想要找回烈士的名字，不说老百姓记不记得，很多家属都不知道了。
从王侯将相到普通人
第一财经：为什么做烈士遗骸考古，会投入这么多情感？
文少卿：去一般考古现场，有了新发现，也会产生情感联系，但情感是间接的，古人和我有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距离，我还是他者。做烈士遗骸考古，他们的后人还能找到，还有当地人知道他们的故事。这种关联不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去了现场就会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岁月静好，我做的工作，是这一部分人用鲜血换来的。所以心态和一般考古完全不一样。
第一财经：你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
文少卿：还好，一年里我可能有机会做一两次考古鉴定。平时工作中，我们有很多法医鉴定，会接触到各种刑事案件，那些才是人性里最黑暗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烈士遗骸分析鉴定带来的正能量，去抵消刑事案件带来的心灵冲击。
今年清明前，我们从12例贵州遵义无名烈士被焚烧过的遗骸中，提取出DNA。这次去遵义，我还调研了好几位红军的后人，听到很多往事，也看了一些历史照片。我的感受是，当时烈士们不管文化程度怎么样，是有信仰的。我们现在有些人，有了更多知识，但是丢了信仰，失去了判断力，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精神是匮乏的，跟这些红军战士没法比。
第一财经：做烈士遗骸分子考古的经历，是否也会令你的史学观发生改变？
文少卿：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是长期关注不同层面的人的个体生活史。虽然我“出圈”的工作，大多是关于帝王将相的研究，比如北周武帝宇文邕、后唐太宗李克用的古DNA研究，对他们做面部复原，用科技考古重新解答历史记载中关于宇文邕和李克用的一些谜题。但我也做大量的平民研究，除了烈士遗骸鉴定，还在策划一些平民万人坑的研究。
我一直觉得，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推动的。虽然有些大人物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做出的选择改变了历史进程，但任何决策的执行者都是老百姓。史书忽视了普通人的付出。比如史书上对于东汉耿恭守疏勒，都强调其英雄主义。但我们在新疆石城子遗址做完同位素和DNA分析发现，墓葬里有十几个个体是游牧人，只有两个是汉族。他们有不同族源，却共享一块墓地，说明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当时，汉族士兵在疏勒戍边屯田，带来新的农耕技术，和游牧人群共同建设家园，赢得了大家的尊重。面对匈奴大军，不仅是耿恭带着十几个汉族士兵，当地的游牧人民也一起帮着守城。
帝王将相是一个层面，普通人才是反映社会最真实的窗口。
《铮铮铁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吕梁英烈》
文少卿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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