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汤恩伯杀红了眼，连恩师陈仪都毙了，却放过一个中共特工，只因对方有个吓死人的身份：蒋介石的“驸马爷”
1949年5月的上海，空气里全是火药味。
被称为“屠夫”的汤恩伯这会儿彻底疯了，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他连一手提拔自己的恩师、浙江省主席陈仪都敢抓起来枪毙。
这时候谁要是敢在他面前提“共产党”三个字，那绝对是嫌命长。
可偏偏就有个不怕死的，孤身一人闯进了戒备森严的汤公馆，张口就是劝他起义。
更有意思的是，汤恩伯手里的枪都上膛了，最后不仅没开火，反而客客气气地把人送走了。
这事儿搁在当时，简直比天方夜谭还离谱。
这人是谁？
他叫陆久之。
在国民党的档案里，他是陆军少将、蒋介石的“驸马爷”；而在中共那边，他是代号“老陆”的王牌特工。
这一黑一白两张皮，他在脸上贴了一辈子，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演了一出长达20年的“无间道”。
说起陆久之这人，那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典型“富二代”。
他爹陆翰是五省联军司令部的显赫人物，家里有钱有势。
按理说，这种少爷也就是遛鸟听戏、混吃等死的命。
可谁能想到，这哥们18岁读了《新青年》，脑子一下子就“热”了，放着好好的阔少不当，非要去搞革命。
早在1924年，他就跟红色特工蔡叔厚合伙开了个“绍敦电机公司”。
表面上看，这就是个跟洋鬼子抢生意的商业巨头，老板每天西装革履，满嘴生意经。
实际上呢？
这就是中共在上海最早的秘密交通站。
那些运往内地的昂贵电机设备，夹层里塞的全是苏区急需的电子管和发报机。
这招“暗度陈仓”，把国民党特务骗得团团转。
真正让陆久之在特工圈“封神”的，是1933年救陈赓那一出。
当时红军名将陈赓腿受了伤，秘密来上海治病，结果行踪泄露，全上海的特务跟疯狗一样到处乱咬。
换做一般特工，这时候肯定想着怎么把人往乡下转移。
陆久之偏不，他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
他把陈赓直接接到了自己位于租界的豪华洋房里。
那段时间，陆久之每天挽着个漂亮的日本女朋友，在百乐门夜夜笙歌，喝得烂醉如泥。
这一手“灯下黑”玩得太绝了，特务们打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个天天跟日本人混在一起、满身铜臭味的纨绔子弟，家里竟然藏着共产党的“大人物”。
有一次巡捕房例行检查，陆久之翘着二郎腿，用一口流利的京都口音日语，指着巡捕的鼻子破口大骂，硬是把一帮人骂得灰溜溜地走了。
这哪是在搞地下工作，这分明是在玩心跳，只要哪怕眨一下眼，脑袋就得搬家。
到了抗战时期，陆久之的身份就更迷了。
他利用跟日本海军高层的私人关系，搞到了比熊猫还珍贵的特别通行证。
当时老百姓连口饭都吃不上，他的货轮却能在封锁线上横着走。
表面上，他是唯利是图的奸商，甚至被人戳脊梁骨骂“汉奸”。
实际上，那些标着“棉纱”的箱子里，全是延安急需的盘尼西林和手术器械。
为了把戏演全套，当日本顾问因为他“表现良好”送来两百袋面粉时，他还得满脸堆笑地收下，转过头却躲在厕所里狠狠抽自己耳光。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没疯掉真的算他心理素质硬。
1946年，陆久之迎来了潜伏生涯的巅峰——他娶了陈瑶光。
陈瑶光虽然是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养大的，不是宋美龄亲生的，但在蒋家地位依然特殊。
这场婚礼，在外人看是陆久之攀龙附凤，实际上是党组织往国民党心脏里钉进了一颗最深沉的钉子。
你也别以为这“驸马爷”好当。
军统头子戴笠那双毒眼早就盯上他了，好几次跟宋美龄打小报告，说陆久之有“赤色嫌疑”。
但每次都被宋美龄怼回去：“瑶光的丈夫怎么可能有问题？
你们是不是看不得蒋家好？”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陆久之在虎穴里如鱼得水。
蒋介石来上海督战，他还敢因为陪老婆吃凯司令的蛋糕，让蒋介石的侍从室在门口干等着。
这种漫不经心的傲慢，反倒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清明。
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上海解放迫在眉睫。
组织上给了陆久之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策反汤恩伯。
这时候的汤恩伯，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手里握着几十万大军，把上海搞成了一个巨大的碉堡。
陆久之太了解这老同学了，虽然外号叫“屠夫”，杀人不眨眼，但骨子里是个色厉内荏的投机分子，而且特别迷信。
那天晚上，陆久之孤身走进汤公馆。
两人在佛堂里见面，汤恩伯手里正捻着佛珠，旁边桌上却放着一把勃朗宁手枪。
陆久之也没废话，开口直戳心窝子：“老汤啊，傅作义在北平现在可是座上宾，听说每个月特供五斤龙井茶。
你再看看你，老头子把你放在上海，那是让你当炮灰啊。”
看着汤恩伯脸色发白，陆久之又补了一刀：“如果上海打成了第二个四平街，把你这点家底拼光了，你觉得自己还能有活路？”
听到这话，汤恩伯手里的《金刚经》“啪嗒”一声掉再了地上。
那一刻，陆久之知道，这老小子的心理防线崩了。
虽然汤恩伯最后因为太怕蒋介石的淫威，没敢阵前起义，但他彻底失去了死守的意志。
这也是后来上海战役推进那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临走时，汤恩伯挥了挥手，叹了口气：“走吧，再不走，老头子要起疑了。
看在瑶光的面子上，我不能让她守寡。”
这句临别赠言，或许是那个战争机器一生中仅存的人性闪光，也是陆久之用二十年潜伏换来的一线生机。
当轮渡的汽笛声划破黄浦江的迷雾，陆久之看着远去的上海外滩，那里探照灯乱晃，像极了魔鬼的眼睛。
他想起1927年那个雨夜周恩来对他说的话：“我们这样的人，注定要活在影子里。”
那一刻，他不再是阔少，不再是老板，不再是驸马，他只是一个即将归队的战士。
1995年，在台北的一个历史特展上，有个展柜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里面并排摆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日军当年颁发的所谓“大东亚勋章”，另一样是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发的嘉奖令。
这一忠一奸、一红一黑的强烈对比，把一个百岁老人惊心动魄的一生都浓缩在了一起。
当记者问晚年的陆久之怎么评价汤恩伯时，这位老人只是摸着那块老怀表，淡淡地说了一句：“时势造英雄，也能毁了英雄。
他本该有更值得走的路，但他没那个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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