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参加一个国企的项目对接会，会议室坐了二十多号人，有集团派来的部长，有二级公司的副总，还有底下几个科室的负责人。从头到尾三个小时，我掐着指头默数，会议室里称呼“某总”的次数不下两百回。那位五十多岁的集团部长，下面人清一色喊他“老板”——“老板您看这个方案行不行”“老板下午的会要不要改时间”“听老板的，我们马上落实”。散会去洗手间，听见两个年轻人在里面聊：“咱老板啥意思啊，一句话也不表态，回头又不满意咋整。”
我洗着手，心里冒出一股说不清的别扭。这家企业门口挂着国徽，全称前面带有“中国”两个字，每季度党委会都要宣读一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状。但现在，会议室里的声浪、走廊里的私语、工作群里的回复，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围绕着“老板”这个词在转。以前偶尔听人叫“领导”，如今连“领导”都成了老古董，时髦的叫法就是“老板”，谁喊得顺嘴，谁就显得“上道”。
这股风是什么时候刮起来的，已经不太好追溯。我记忆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参加工作时，国企上下还保留着浓重的体制痕迹。见了比自己级别高的，一律叫“某某同志”或者“某科长”“某处长”，最多喊一声“某主任”。那时候的企业干部虽然也有级别差，但相互间默认的身份是“国家干部”，企业的钱是国家的，大家的饭碗是公有制给的，再大的官也不能说企业是他私人的。后来厂长负责制推行，讲究“一把手”权威，“厂长”这个称呼开始变得像个实权符号。再往后，市场经济猛冲，国企跟外企、民企在人才市场上抢人，一些海归高管带来的“总裁”“老板”文化混了进来，觉得叫“老总”洋气，叫“老板”显得企业有战斗力。一开始只是在局部流行，某种程度上有开玩笑的性质，但不知不觉间，叫的人越来越多，听的人也心安理得，最终形成了一种全覆盖的语言景观。
称呼的变化从来不是嘴皮子上的小事。语言会反向塑造权力关系。当一个人习惯被称作“老板”，他对权力的理解就会不自觉地往私有化倾斜。什么是老板？老板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发钱的人，是可以一挥手决定你去留的人。一个国有企业，资产属于全民，领导人只是受托管理，本质上是“代理人”“公仆”，跟真正意义的老板有本质区别。可你成天被人捧着喊老板喊上十年八年，不由自主就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这个摊子是自己打下来的，这几百亿资产是自己挣来的，底下这帮人饭碗是自己赏的。这种错觉一旦生根，决策上就容易出问题——“三重一大”制度要求集体决策，可“老板”脑子里想的是：我的企业我说了算，你们表决不过是走个程序。
更值得琢磨的是普通职工的变化。称呼是一种心理暗示，你天天对着同一个人喊“老板”，潜意识里就把自己从主人翁调到了打工仔的位置上。国企改革的历史，本来一直强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有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工会，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要保障职工说话的分量。可当全公司上下都弥漫着对“老板”的服从文化，职代会就容易变成摆设。那位“老板”提出的方案，有几个职工代表敢举反对票？哪个人在“老板”面前提意见不需要鼓足半辈子的勇气？我开始留心身边那些落灰的职工意见箱，有的上面还贴着三年前的春节封条，有的里面空无一物，仅有几张泛黄的空白意见表。不是职工没意见，而是那声“老板”把人嘴封住了。
问题的麻烦在于，这种风气如今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习惯问题，它已经扩散成一种系统性的职场生态。职务晋升、部门考核、外派机会、甚至办公位朝南朝北，大大小小的资源调配权集中在少数被称为“老板”的人手中，就容易形成依附型人际关系。员工不再琢磨业务怎么精进、产品怎么创新，而是花大量精力琢磨“老板今天心情怎么样”“这事老板会不会不高兴”。更极端的，有些单位出现了只对“老板”个人负责的倾向——老板来检查工作，所有报表全部刷新一遍；老板要的汇报材料，连夜加班改八遍；一旦老板调走或者出事，整条线马上停摆。企业经营围绕个人意志转动，风险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跟现代企业治理背道而驰。
跟几位不同行业的人聊过这事。一位在央企总部干过十多年的老处长说，他们那儿开会还是叫“某某同志”，但只局限于党委会、中心组学习等特定场合，一到业务口，全都叫“某总”。他说最可笑的是，部门里刚提拔的副处长，下面人不知道怎么称呼合适，竟也喊“老板”。一个管着三个人的副处长，离真正的企业经营决策权十万八千里，就已经享受到“老板”的尊荣。还有一位从国企跳到民企又跳回来的朋友跟我讲，他在民企时大家叫“老板”，他觉得很自然，因为公司本来就是老板个人的。可回到国企，一下高铁就有司机来接，张嘴就是“老板，行李给我吧”，他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是在叫自己。他说那一刻心里有点恍惚，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个什么身份。
这股风气背后，其实藏着两条交织的线索。一条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国企领导人的自主权被放得过大，而监督机制没能及时跟上。很多企业一把手同时兼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权力高度集中，“一言堂”就有了土壤。另一条是社会层面对于财富、成功的评价体系过度单一化，大家潜意识里把“说了算”“能拍板”“有钱”当成终极目标，“老板”这个词渐渐被染上了艳羡的光环，似乎不叫一声老板就显示不出对成功的认可。
好在这几年，自上而下已经警觉到这个问题。从制度层面，国企党建被空前加强。有一个明确的提法叫“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确立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这背后就是要把那种“个人老板化”的倾向往回拉。与之配套的，还有国企领导人的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审计全覆盖，加大巡视力度等等。这些举措落实得越细，那个虚幻的“老板”身份就越站不住脚。哪有一个“老板”要接受这么密的审计、要离任不能随便走、要定期向组织报告个人事项？
另一个值得说的制度安排，是职工民主管理。新的《公司法》在2024年修订实施，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设置有更硬性的要求，规定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公司，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中必须有职工代表。这就是在法律层面给职工参与治理撑腰。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这些年一直在推动规范化，重大事项必须提交职代会审议、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决策必须听取工会意见。这些不是摆设，只要职工能挺直腰杆去用，就真的能起作用。而挺直腰杆的第一步，可能就是不要再唯唯诺诺地追着领导叫“老板”。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就一个称呼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但我觉得，语言的腐败往往是最先腐烂的那片叶子。今天大家把称呼当成迎合的工具，明天就可能把规则当儿戏，后天把企业资产当成自家后院。国企姓“公”，这个属性不是宣传口号，而是法律和所有制的根基。国有资产属于全民，领导干部是受托人，这份关系容不得语言上的模糊。如果有一天，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走进会议室，能坦然地叫声“王部长”“李经理”甚至“李同志”，而不担心被视为不懂规矩，那才说明企业的政治生态真正健康了。
说一千道一万，纠正一个称呼不能靠下文件，也不现实。但可以让所有人——尤其是被叫“老板”的那些人——心里有一根弦：别人叫你老板，你不能真把自己当老板。这个企业不是你的，你只是替国家和人民暂时管理一段。古人说“公器不可私用”，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公共权力、公共资产绝不能变成个人的私产。那些职工意见箱上的灰该擦了，职代会上的沉默该打破了，“同志们”这个久违的称呼，也许该重新回到会议室里。
去年，国务院国资委在深化国企改革的相关部署中，再次强调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就是把党的领导、集体决策、职工民主管理统一起来，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就是让国企回归本来面目的顶层设计。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思考：一个称呼背后，究竟藏着多少真实的权力关系和治理逻辑？你身边的国企，有没有经历过从“同志”“领导”到“老板”的语言转变？在这样的环境里，职工还能不能、还敢不敢真正行使民主管理权利？非常期待在评论区听到你的故事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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