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一篇，落笔于2022年暮春。
缘起，是前公号“八十年代”尚未被永封时，我发了篇《话说王效禹》。有家乡耆老传话：何不接着写写戚本禹？
那个狂飙年代，山东人并称此二人为“二禹”。同名，同乡，连命运的起伏跌宕，也如出一辙。我初闻此说，觉着有趣，便有了《话说戚本禹》。
文章发出，回响不绝。学者朱学勤兄，特意打来一小时长途，耳提面命，指点迷津。这篇小文，便揉进了学勤兄等人的真知灼见。当然，纳言如进食。能消化的，化作血肉；嚼不烂的，也只能作罢。
同乡
初闻戚本禹，出自乡贤傅崇兰之口。他是我的大学长。
1964年，傅从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入中科院学部历史所。1966年风暴骤起，傅扯旗造反。背后的靠山，正是戚本禹。风暴平息，傅遭“三种人”审查。史学之路断绝，却在城市规划里另辟蹊径，卓有建树。
1994年初，傅为主编，为福建教育出版社操刀一套丛书。师兄白云涛引荐，傅提携我这学弟，挂了个副主编。一来二去，相识，相熟。历史所的旧事，戚本禹的初露锋芒，便从他口中漏出。自此，我开始留心戚的“本事”。
1997年，我参与创办《百年潮》。社长郑惠，中枢机构的旧人。早年与戚有旧，念及故交，便为戚家困顿的女儿谋了份差事。她，成了我的同事。
我时常探问戚的旧事，更盼借她引荐，见见这位同乡。她极少谈及父亲。只在只言片语中，勾勒出父亲入狱后，姐弟俩被逐出京城的凄惶。
2005年，结识另一位乡贤，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
当年，孟在历史所读研，曾被借调，做过戚的助手。1966年风起，他与傅崇兰并肩造反。晚年，他以史家的冷峻，回望来路，写下《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他眼中的戚本禹，也一点点拼凑进我的认知。
2007年，再识乡贤阎长贵。他与戚，交集更深。
是戚，将他拉进写作班子，卷入政治漩涡。戚一倒，他便成了“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连根拔起，扔进秦城。一锁，就是七年半。
晚年的阎，接受挚友史义军访谈，我有时间也去听。口述往事，剖析历史。他与戚的恩怨纠葛，我听过数次，兴味盎然。
2012年秋，我陪阎长贵赴沪，意在见戚。
这算是我布的一个局。上海的“二金”——金光耀、金大陆，治这段历史极精。他们是我的老友，曾访过朱永嘉。那篇访谈，我力排众议，发在刊物上。
此前，借“二金”之约，我见过朱。阎也想见朱。我盘算着：“二金”约朱，阎约戚。风云人物齐聚，定是个“历史性时刻”。
阎传话，戚允诺了。“二金”也约妥了朱。我陪阎南下，“二金”接风。孰料，戚临时变卦，只见阎，拒见客。我与他，终是擦肩而过。
2022年清明后，去拜会亦师亦友的陈群林大哥。他常年关注我的研究，多有提点。他递来一本邓力群自述：“送你。知你已有，但这本不同。戚本禹细读过，满是批注。拿去研究！”
我大喜，连声道谢。翻开一看，字里行间，皆是戚的笔迹。晚年心境，跃然纸上。
同饮胶东水。戚本禹在我的生命里，若隐若现，绵延至2022年。算是一场宿缘。当然，与他女儿的同事情谊，至今未断。
“戚标点”
戚本禹，1931年生于威海。十一岁，赴沪投父。1948年秋，中学入党。上海易帜，被选送北京中央劳动大学。1950年初夏，踏入中办政治秘书室，身居中枢。
彼时中枢，群星闪耀。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皆是资历深厚、学养渊博之士。
那年，戚未满二十。毛头小伙，资历全无。学历，不过一介高中生。但他爱读书，求上进。做事极细，渐渐便入了人眼。
回忆录里，他提过两桩得意事。
其一，校对《毛选》。
他专攻标点。《毛选》前三卷的标点，“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他自述。
六十年代初，康生调他进写作班子，搞“九评”。旁人念稿，他只凭耳听，便能断出标点正误。众人惊叹，赠号“标点符号专家”。“戚标点”之名，不胫而走。
“戚标点”，只是冰山一角。
更深的功夫，在编校之间。他对毛的著作，可谓“用心到位”。
“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
他说：“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
血脉相融，落笔成文，自然带着毛的思想，透着毛的文风。
明太祖咏竹：“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
这诗，恰是戚的写照。位卑言轻，难免有“雪压”之窘。但他悟透了上意，摸准了文风。待到1963年，他提笔亮剑，便真个“与天齐”了。毛的鼎力相助，那是后话。
其二，揣摩上意。
为毛读报、摘报。他摘的信息，毛看得最细，画圈最多。
中办领导借此敲打大学生：“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
戚颇自得。回忆录里写：“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田曾对他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
揣摩上意，是中枢行走的生存法则。戚本禹，深谙此道，游刃有余。
然则，福兮祸所伏。这般机巧，终究酿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评李秀成自述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又变为“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1963年，思想文化界的风暴，初露端倪。号准了中枢脉搏的戚本禹，终于“一朝红日出”，红极一时。
那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刊出戚文：《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
文章断言，李秀成自述，乃背叛天国之自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铁口直断：叛徒，认贼作父。
名曰商榷，实为讨伐。学术探讨，变成了政治站队。此文，堪称后来“影射史学”之滥觞。
他深得毛氏文风之精髓，引诗词以壮声威。那句“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一时传诵。
文风贴着毛，动机，亦源于揣摩。
戚自承，动笔有二因。其一，见毛读太平天国，他便跟着读，翻到了《李秀成自述》。
其二，时值党内痛批赫鲁晓夫背叛。“对革命叛徒深恶痛绝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我写作的冲动。”
戚更直言：“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我认为是攻击主席，应该起来作战。”
以政治散文写史，当年可谓奇招。年轻人，趋之若鹜。
譬如孟祥才，当年还是历史系学子。多年后回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文如何面世？我曾访过《历史研究》老编辑丁守和。
丁老回忆：稿子来得早，元旦前就到了。附信说，看了太平天国话剧，觉着李秀成被捕的戏码不符史实，故作此文。
文旨明确：自述即降书，变节铁证。所谓商榷，实为批判。
丁老看后，觉着文字通透，言之成理，可发。一看信封，中办来的。
主编黎澍拍板：既是中办的人，排印后送田家英过目。再送罗尔纲一份，听听回音。
后来，丁老致电田家英。田答：可以讨论，探讨有益。末了，补了一句：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于是，稿子拖到了第四期。罗尔纲的《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也一并刊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中宣部某领导发话：农民英雄，岂容轻否？责令近代史所开会澄清。
这位领导，是副部长周扬。
其实，怒目的不止周扬。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史学大家，皆不以为然。
翦伯赞尤为光火：“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
他更厌恶戚的跋扈：“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这番话，刺痛了戚。1966年，《红旗》第四期，戚抛出《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大张挞伐，算是一箭之仇。
周扬召集学部、近代史所、《新建设》开会，专审戚文。
周扬定性：这是“翻案风”。
他说：“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应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是阶级分析，说他投降是阶级观点，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的阶级观点，现在文章已发表，有点麻烦被动。”
“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
“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
周扬开出两剂“补药”：
其一，中宣部内发通知，禁转、禁评。命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撰文正名，仍发《历史研究》，定下基调。
其二，文章出炉尚需时日。先开座谈会，发个消息见报。明告天下：北京史学界，不认戚本禹的账。他的文章，做不得准。
座谈会，在近代史所召开。刘大年主持，翦伯赞主讲。史学家李新，亦在座。其子李小丁兄曾对我言：“这次在近代史所开的会我都有印象。那天我放学去那里打球，见胡同停满了汽车，才知道是为戚的文章来开会的。”
“先父说，他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戚的观点。这得罪了戚。一九六六年初，先父去范文澜家，正谈话间，戚来访，先父欲避但没来得及，他可能觉得先父对他不尊重。到了六月，他授意近代史所的年轻人打倒先父，并于六月二十八日来抄家。我家大概是最早被抄家的。”
“说起来比较气人的是，把我的无线电器材也给封了起来。一九六八年传出戚倒台的消息后，我立刻撕掉无线电器材封条，也算是‘自己解放自己’了。”
会后，报道送审。
彼时，戚正窝在冀东农村搞调查，对京城风浪一无所知。
待他回京，调子已定。四面楚歌，戚惶惶不可终日，只得提笔，准备检讨。
孰料，峰回路转。
有人找上门，口传毛的十六字御批：“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来人道：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
她递上一本台湾版的《李秀成供状》。书里夹着主席的条子。她勉励戚：接着写。
阴霾尽扫。戚乘胜追击，抛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叛徒之名，彻底坐实。从李秀成，到汪精卫，再到考茨基。
一文出，天下惊。戚，成了御前红人。
中办信访科长？屈才了。钓鱼台的“九评”班子，频频招手。《红旗》总编陈伯达，捷足先登。一纸调令，戚成了《红旗》历史组组长。
《红旗》乃中央喉舌。组长之位，向来非名家大儒不可居。加之毛嗜史，历史组分量极重。
坐上这把交椅，戚的仕途，一步登天。
“戚大帅”
1965年冬，沪、京南北双城，遥相呼应。
南有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大幕。北有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喊出“造反有理”，定下纲领。
12月21日，毛点评双文：“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
褒戚，甚于褒姚。戚回忆，毛赞他，好就好在“造反有理”。
次年春，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屡屡点将：“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你（指陶铸）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
戚的地位，扶摇直上。五月底，代田家英，任中办秘书室主任、中办副主任。跻身中央文革小组，排名更在姚文元之上。一跃，成了中央首长。
聚光灯下，戚飘了。狂妄之气，溢于言表。四处传旨，八方发令。
一米八的胶东大汉，有型。孟祥才忆他：口气极大，极“冲”。傅崇兰说他：极有“派”，俨然统帅。不久，造反派便奉上尊号：“戚大帅”。
傅崇兰忆及戚做后台的往事：
“1966年6月开始，历史所分为两派，我和孟祥才等人，属于造反派，和所里的‘保皇派’对立了。”
“‘保皇派’认为，尹达主持的历史所，一直是贯彻陈伯达、康生的革命指示；而尹达又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央小组成员，我们造他的反，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为此，‘保皇派’对我和孟祥才等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只好检讨。”
危难际，戚挺身而出。驾临历史所，一语定音：“检讨收回。你们造反是对的，重新起来给他们斗。”
直至倒台，他始终是造反派的铁靠山。
造反派拥他，老资格也让他。譬如陈伯达。
1967年暮春，陈对联合接待室讲话，开场便道：“我的上级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级是汪东兴同志，我这个老百姓是归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来跟你们这些人民勤务员见见面。”“所有的问题请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请这个司令官上任。”
“戚大帅”当仁不让，长篇大论。开腔便气吞山河：
“刚才听了很多情况，我负责把这些情况回去向小组反映。还有你们对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见，这些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都在，他们会负责解决的。”
好家伙。不光接待站领导，连汪东兴，都成了他派活儿的下属。
阎长贵曾言：
“其实，运动初期，戚本禹就‘怼’汪。中办秘书局、中央办公厅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支持一派，汪支持一派。”
“戚这一派居然都可以写出《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的大字报。戚还授意我，去告汪的状。”
“戚大帅”之威风，可见一斑。
1967年春，戚抛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此文，堪称揣摩上意的巅峰之作。
孟祥才忆，早在一年前，戚便命人搜罗批刘大字报，编集成册，密报中枢。其间，戚屡闻毛欲批《清宫秘史》。细究之下，方悟此片暗藏毛刘之争。于是，提笔作檄。稿成，毛亲自润色。添了驳斥义和团暴民论，加了赞颂“红灯照”之语。
一文既出，打倒刘少奇的号角，响彻神州。
自此，“王、关、戚”合流，充当急先锋。“火烧英国代办”、武汉“七二〇事件”、“围攻中南海”……桩桩件件，皆有三人手笔。当然，树倒猢狲散时，他们统统成了“小爬虫”。
三人中，戚最少，排最末。但论发号施令，他却拔得头筹。有人算过，短短一年半，戚的指示性讲话，竟达120多次。
1967年秋，“王、关、戚”势微。王、关停职。毛保了戚，为他续了半年命。1968年初，戚被“请假检讨”。转瞬，便进了秦城。
1980年“两案审判”。王、关出党，免诉。戚呢？出党，刑诉。1983年，判刑18年，剥权4年。
执念
晚年作回忆录，戚始终在盘算：何以落得这般田地？
风暴中，他悟性极高，紧跟上意。一时成了“领袖挥手我前进”的弄潮儿。
少年得志，难免张狂。得志便猖狂，原是人性之弱。
然则，天意高难问。上意如流水，随势而动。势一变，昔日的宠儿，便成了祭坛上的牺牲。
昙花一现。升起时如耀眼新星，尚未转上几圈，便陨落尘埃。
我想，他若肯深究，定比我看得透。
但他偏不。他宁愿活在自己编织的幻梦里，顾左右而言他。
回忆录里，他将人生劈作“两个十八年”。
前十八年，沐浴在“主席”（他始终如此称呼）的光环下。后十八年，在铁窗里熬过。
冰火两重天。但他对主席，痴心不改。开篇即是：“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导师”。
为了这份崇敬，他不惜剪裁史料，甚至凭空臆想。史家对此，多有微词。
弱冠之年，便得天威垂青。这其中，既有“赫洛克效应”的心理暗示，更有“伯乐一顾”的知遇之恩。此后屡获圣眷，恩宠日隆。这份恩宠，成了他一生的底色。晚年回首，这仍是他最炫目的高光时刻。若否定了这段，戚本禹，便不再是戚本禹。
这，或许就是他宁可重构历史，也不愿醒来的缘由吧。
身为治史者，我对他捏造的历史，自是不满。但同为胶东子弟，我有时，竟能深深懂他。这种懂，如恩格斯所言，是“带着朦胧伤感的泪水”的。
剥开胶东文化的内核，或许能窥见戚的执念。
偏居一隅，胶东至今吹拂着“东夷之风”：淳朴，盲从，执拗，甚至冥顽。在这股风面前，“任尔东南西北风”，皆化作无形。
胶东人的骨子里，少有“敢为天下先”的狂放，却刻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故而，大体言之：
烽火岁月，胶东多将少帅，将亦不过少将。承平年代，胶东出好兵，中枢禁卫，多出此地。胶东籍的官，多起于幕僚。封疆大吏，有，但寥寥。
戚本禹，便是这般底色。
十一岁前，他长在威海。血脉里，浸透了“东夷之风”。十九岁入京，至三十七岁入狱。十八年京华烟云，“乡音无改鬓毛衰”。至死，仍是一口浓重的胶东腔。
乡音，不过是表象。刻在骨子里的，是那份“士为知己者死”的死硬。
那份高高在上的知遇之恩，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了他一生，也误了他一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