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吉军，新媒体：汉唐智库！
1991年，王愿坚62岁，肺癌晚期。去世前一天晚上，他烧迷糊了，忽然讲出一句话："要写出性格的呐喊！"
第二天，人走了。
周大新作品研讨会定于次日召开，他原本准备参会发言。他没能去成那个会。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前一天晚上还在惦记明天的研讨会，还在想谈怎么写人。
这种对文学的执念，是王愿坚一生几百万字写作成果的动力源泉。
什么叫"性格的呐喊"？不是喊口号，而是人物在关键时刻冲出来的本色。人的行为平时可以掩饰、可以迷惑人，但在生死关头，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一定会冲出来。
王愿坚一辈子在写的，就是这个瞬间。遗憾的是，直到他生命结束，依然还有很多准备创作的人物没来得及写到"性格呐喊"的那一刻。
一、家风！
王愿坚1929年出生在山东诸城相州镇，琅琊王氏后裔。这个家族近代出了大批革命者：伯父王翔千是山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堂姐王辩是山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班；长兄王懋坚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蒋经国同学。
伯父王翔千指引王愿坚走上革命道路，父亲王振千在学堂里教给他识字做人。
王振千毕业于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过五四游行。解放后他在相州小学教书，学历最高，却主动要求教低年级"副课"——美术、写字、劳作。有人不解，他说："农民孩子初入学校，性情天赋不同，没有耐性和不倦的精神是不行的。我宁做'孩子王'，在不被人重视的'副课'中培养孩子的德育。"
有个学生叫范宝聚，大仿写得不好，王振千就个别教他：如何执管悬腕，如何点划撇捺，"习字不要只临其形，重在求其骨力"。上劳作课刻章，范宝聚刻到"聚"字时躁了，出现误刀。王振千说："刻字不单劳作，它最根本的是练磨性情。像做一件事一样，要有耐力、智力。由这可以想到做人——不只看你说的话，更要看你的做事。"
王愿坚后来写《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著墨于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作品中的"人味儿"或许是从从他父亲教"做人"的那间教室来的。
二、咸菜！
1953年，王愿坚24岁，去福建东山岛采访，写成第一篇小说《党费》。女共产党员黄新，丈夫长征走了，她带着女儿在白色恐怖下腌咸菜支援游击队。敌人搜捕时，她为掩护联络员牺牲。
故事里有个细节：黄新守着给战士的咸菜，女儿饿得直哭，伸手去抓腌豆，她一把夺下来："乖，听妈妈的话，咱不吃这个，啊？"⁶
就这么一个动作，黄新的性格冲出来了。平时她是温柔的母亲，关键时刻母性与革命性撕裂，她的本色暴露无遗。
这个细节从哪儿来的？1944年秋天，15岁的王愿坚刚参加革命，被送到山东老乡家做掩护。敌人扫荡后粮食被喂了马，大家都饿。大娘找出两个地瓜面窝头给王愿坚吃，自己带着小妹妹进了里屋。他快吃完时听见哭声，过去一看，大娘把花生壳咬碎抹在小妹妹嘴巴上，哄她"吃了"。
王愿坚心里过意不去，大娘却说："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不怕没吃的。"⁷
这句话后来变成了《党费》的魂。王愿坚没有把直接大娘写成"无私奉献的拥军模范"，他写的是一个饿着自己孩子、把最后一口吃的给战士的母亲。这种写法，是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学最深刻细腻最感人的特点。
《战国策》名篇《触龙说赵太后》，赵太后疼爱小儿子长安君，不肯送他去齐国做人质。触龙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说服她。太后最终同意，但"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那种母子分离的痛楚，溢于言表。
两千年前，汉高祖刘邦平定英布叛乱，中箭负伤，归途回到故乡沛县。他召集父老旧友，摆酒设宴，亲自击筑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连续宴饮三日，沛县百姓堵路痛哭挽留，刘邦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又停留三日，前后六日。这是他称帝后唯一一次返乡，四个月后箭伤发作驾崩。¹⁸
《史记》里的刘邦，不是高高在上的开国帝王，是一个知道自己快死了、想再看一眼故乡的老人。司马迁写他放下身段、免除沛县赋税、唱《大风歌》时的忧虑，笔笔都是"人味儿"。
司马迁写刘邦的人性，与王愿坚写人性，是一脉相承的。从《史记》到《党费》，两千年来，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权力叙事，而是人在关键时刻冲出来的那点本色。
从《战国策》、《史记》到《党费》，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在国家大事中不忘记写人，在宏大叙事中留住人情。人性从来不是单一的，它在关键时刻冲出来的那点柔软，才是最打动人的东西。
三、火柴！
1958年，王愿坚写了《七根火柴》，两千字出头。一个无名战士，生命垂危，从腋窝下取出党证，里面夹着七根焦干的火柴，一根一根数给战友看，然后闭眼。
临终时没有喊口号，没有"共产党万岁"。就是一个快死的人，把能救命的火柴交给队伍。最后那只手"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⁹
他的性格在这一刻呐喊出来了。关键时刻，对使命的忠诚压倒了一切。
这个意象是从哪儿来的呢？淮海战役期间，王愿坚早上去阵地，看到几十米外趴着一名牺牲的战士，身旁雪地上有用手画的地图，侦察参谋正在复制。那只手一直指向前方。¹⁰
他记住了那只手。后来变成了《七根火柴》里擎着党证的手，《党费》里夺下豌豆荚的手，《粮食的故事》里递出窝头的手。
茅盾曾经专门写文点赞这篇。不过王愿坚知道，他写的不仅是战士的英雄主义革命精神，还有极端危机中人性的选择。毕竟忠诚也是人性的光辉。这种选择，是每一个革命者的革命精神的具象呈现，是讴歌中国革命史诗最具生命力的表现手法。
四、打倒！
1966年，文革来了。王愿坚的小说成为被批判的箭靶。《亲人》里，不知丧子事实的老汉把将军错认为子，"人性论"成为罪状。
那年，王愿坚的孩子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王愿坚回到家中，没有理睬女儿的招呼，径直进屋，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母亲严肃地告诉女儿：父亲犯错误了。
"文革"初期，他被迫自己烧掉黑材料。利用院子边上的小锅炉，亲手把苦心积攒的历史资料和作品手稿化为灰烬，烧了整整一个上午。多年之后，他对二女儿王小冬说，北京图书馆曾经动员作家捐出手稿，我如果那时捐了该多好。
1970年，重新戴上领章帽徽的王愿坚，被派往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副部长，下到基层连队当兵。1972年调回北京改剧本，再度拿起了笔。
1974年，他与陆柱国合作，将李心田的同名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¹这部"政治正确"的作品让他重新"归队"。不过，这部作品的主角潘冬子并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是一个想念母亲、害怕孤独、对红军充满好奇的孩子。关键时刻，恐惧与勇气交织，他的性格冲出来了。
"人性"的底色，让潘冬子成了经典，而不是又一个脸谱化的英雄。
五、代价！
1980年，王愿坚51岁，发表《人·人性·人情》。他写道："文艺要写人性人情，不是奥秘，而是常识。但是，懂得这个常识，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呵！"
这个代价是什么？是手稿被焚，是趴在床上的眼泪，是打入另册下放妻离子散十几年，更没有机会写自己心之所向魂之所念的那些作品。
"破四旧"不只是砸了文物，更是在精神层面把"善良、忍让、包容"打成"封资修"。汉民族传统里最温润的东西，"仁""恕""中庸""和为贵"被贴上落后、软弱的标签，需要用"革命铁拳"砸碎。取而代之的是"我对你不客气"的粗暴斗争哲学，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敌我思维。
王愿坚的文学作品被否定，实际上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人性的光辉被否定的标志。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任何对个体情感、道德共通性的描绘，都可能被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
六、本色！
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来到中国，在北京饭店和王愿坚聊了一天。王愿坚被冠以"长征历史学家"之名，多次出现在这本书中。
聊天间隙，二人到阳台上小憩。王愿坚问："你为什么还要写我们的长征？"索尔兹伯里指向长安街上的滚滚人流："因为你们还在进行新的长征。"
1986年，王愿坚对作家李心田说："为什么长征是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的，而不是中国人王愿坚写的？"
他开始构思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分上中下三部，写两个家庭的故事。他疾呼："气势很大、意境很高的全景文学是需要的，也是应该诞生的时候了。"但又遗憾地说："我懂得这个道理是太晚了。"
1989年底，查出肺癌。1991年，病情恶化去世，留下未竟之愿。
王愿坚写了《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又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电影剧本，每一篇都在捕捉这个"性格冲出来"的瞬间。但他还有太多人物没来得及写到那一刻，还有太多"性格的呐喊"没来得及落笔。
王愿坚作品中最感人的部分都藏在细节里，藏在革命叙事缝隙里的"人味儿"里，他留住了文学最该有的东西——对人性的尊重。
他父亲王振千教他"做人"，他就在作品里写"人"。这种写法比光喊口号更有生命力，因为它触及的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
在极端环境下，人仍然会选择善良、选择牺牲、选择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给别人。
关键时刻冲出来的那点本色，就是"性格的呐喊"。
如今，王愿坚作品的那点光，才算真正回到了应该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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