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我虚度光阴|罗萨|虚度光阴|诸葛亮|蹉跎|陶渊明

转自：长安街知事

记忆里的夏日炎热悠长，除开“肝”暑假作业的几天，有几乎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肆意懒惰，摇着扇子坐在凉席上边吃西瓜边看《西游记》，仿佛夏日永不完结。

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夏日依然炎热，却再也无法“悠长”了，各类衔接班、研学实践、大厂实习层出不穷，即使足不出户，也得利用假期时间闭关刷题应对可能到来也可能并不会到来的各种考试。

我们害怕掉队，害怕简历上的空缺，害怕无所事事。这种时间性焦虑，不仅体现在年轻学生们的“夏日大作战”之中，更是弥散于不再年轻的职场社会人们片刻不得松懈的时间节奏里，仿佛每一分钟都必须立竿见影地榨出KPI，否则人生就是败局。

虚度光阴的现实焦虑并非今日所独有，古人早有关于“日月蹉跎”的哀叹与扼腕，人们应当珍惜时间、积极进取，毕竟时间不可逆转，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凝聚时间之物拥有不可比拟的稀缺价值，一切能力与禀赋也正是通过时间积累方可获得，譬如常年健康饮食积极锻炼所形塑的强健体魄，又或是大量阅读与思考沉淀而来的出口成章。

如此说来，“劝君惜取少年时”自是理所当然，可过去我们至少还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天多少人伏案用功，哪有闲暇目送窗外日落月升。德国社会学家罗萨认为，这种窒息性的时间焦虑是加速社会带来的集体症候。科技持续进步，迭代周期越来越短，社会变迁持续加速，使得每一个当下都在不断坍缩，逼迫人们加快生活步调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进而对科技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陷入加速的循环。加速社会带来了人与社会的异化，让我们深陷时间的泥沼，身心压抑不得安宁。在罗萨看来，今天的时间规范破坏了现代社会对反思性和自主性的承诺，因而近乎极权。

时间社会学理论认为存在三重时间，一是社会规范时间，即基于集体认知和约定观念而形成的制度化时间，在农业社会为听应自然之农时，在工业社会则表现为商业化时间；二是主观自我时间，是个体在具体生活中体验时间的内在绵延，例如看一场好电影仿佛度过一生；三是互动时间，基于具体情境展开人际互动，调和各方生活节奏而形成对时间的共同理解，就像相爱之人总会步调一致节奏合一。

罗萨所说的时间极权，即第一种时间的绝对支配，人们主观体验的内在绵延已不再重要，基于互动的时间协调也不再必要，因为一切时间都统摄于标准化的加速时间。

就“虚度光阴”而言，其本质是结果与过程之间的张力，“度”这一过程若不能通往可见的结果便为“虚”。然而，我们真的需要为所有过程预设一个确定的方向和结局吗？有的放矢自然好，但通常也意味着排除了其它可能，“有心栽花”只关心花开不开，一切“无心插柳”都是浪费，甚至是失败。

追求确定性的尝试，总会不可避免地滑入僵化、迟钝乃至麻木，人们难以真正发展出变迁情境中的适应力和创造力。在悬置自我反思与自主选择之后，人们在仓鼠笼中疲于奔命，不过是在胡乱挣扎试图抓住一颗救命稻草帮自己上岸，甚至无力追问“岸”是否还存在，如此只会越来越害怕摸不到岸边，也越来越无法适应波涛汹涌。

而今天一切确定性的承诺已荡然无存，以结果评判过程的“虚实论”已无法许诺任何可见的收益，反而将自己献祭给仓鼠滚轮的竞争，悖谬地兑现一种总体性的“光阴虚度”。

那么，如何在加速社会的“蹉跎”里找回时间的意义？光阴是否虚度取决于我们如何描述它，或许“采菊东篱下”本身并无意义，但陶渊明写成诗便有了意义。美国社会学家阿伯特进一步解释，叙事总是回溯性地从现在的结果出发，提出“事后诸葛亮”的因果解释，但人的体验始终是瞬时的，要时刻面对当下的不确定。过去完全可能因为今天的摇摆变动而被重新估值，因此唯有当下才是真实的。

换句话说，时间意味着什么，取决于每一个当下。我们无法在当下对未来做出准确的判断，自然不必在当下定义何为虚度光阴。

行文至此，似乎又将滑入“把握每个当下”的鸡汤文学，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虚度光阴”的焦虑叙事呢？恰恰相反，当下无法“把握”，只能“体验”，因为它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它时刻都在流逝，也时刻都在涌现，它正在形成而尚未形成，因而可以在不同状态间转换而不必被确定性框住。

“把握”意味着把持方向、控制节奏，是追求确定性，哪怕求来的是绵延不绝的事与愿违，而“体验”则意味着尊重当下的全部可能，保持开放，理解多元，并在其中安放自我，哪怕是自我的无所适从。今天这个加速社会，需要的不是自欺欺人的定海神针，而是直面风浪的勇气、包容变化的创造力，以及在风浪中保有一方宁静的内在广博。